在中华文化中游走

　　摘要：东南亚的华文女作家基本是中国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她们土生土长于东南亚所在国家，但因其父祖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和认同，她们对中华文化有种天然的、基因里带来的亲近感，其作品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在中华文化中的流动游走。

　　关键词：东南亚女作家；中华文化；纯文化生态；思想流动

　　中图分类号：I1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63（2014）1-0005-04

　　“游走”和出游、游逛、走动等词同义，均是指离开原地到异地的流动。

　　另外，它也会随着所用之处的不同，出现另一种引申含义。如晋陶渊明大约五十出头时，因经历一场病患，恐在世不久，就给几个儿子写了封家信，即《与子俨等疏》，信中他对几个孩子追述自己的过往时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这里所谓的“游走”，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出游闲逛，根据作者的历经，当指出仕当官、在官场走动谋职等含义。陶渊明“游走”的结果，难展宏图，失望负气之下，方“归去来兮”，决心再也“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在读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作品时，也从中看到了另一种“游走”，一种纯文化生态的思想流动。

　　地球上分散着一百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固定的居民，遂有中国人、俄罗斯人、新加坡人、马来西亚人、泰国人、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瑞士人等等固定的国民身份。如地球在不停转动一样，地球人从来没有停止过流动，或迁徙、或移民、或旅游，或留学、或商务活动，或临时性到异地异国工作等等。

　　中国人移民欧美始于19世纪，而早在17世纪，中国人便开始了大规模向东南亚移民。五千多万海外华人中，东南亚即占五分之三之数。东南亚的华文女作家基本是中国移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她们土生土长于东南亚所在国家，因其父祖辈十分坚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认同，她们对中华文化有种天然的、基因里带来的亲近感，所以在其作品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呈现出她们在中华文化之中的游走流动。

　　一、国民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呈现出因时因境而变化的游走

　　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少中国人移民入籍外国，转变了自己的国民身份。但他们在因探亲、旅游、开会、商务等等原因回到中国时，常会有自己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身份上的恍惚。他们出现这种状况不奇怪，也很好理解，因其基本是第一代移民，出生、成长、受教育于中国，在移民国扎根尚浅，而且多有父母兄妹等近亲仍生活在中国，且这些移民作家的创作题材基本都取自中国。

　　东南亚华人女作家与之不同。她们多数是根深蒂固的所在国国民，扎根融入当地年深日久，但在她们的作品中，却常于不经意间表现出其身份认同因不同场合、不同群体而变化的流动性。

　　菲律宾女作家陈若莉曾和几位住家较近的华文作家组织了一个“三三读书会”，因其聚会时间定于每月的第三个星期三下午三点而得名。她在《一举三得——纪念菲华三三读书会五周年》一文中写道：大家通过采用“三三读书会”之名。原来“‘三’在中国文字里是表示多数，非凡一、二所能尽者，藉示其多”，竟是个极有意义的数目字。三字经，无三不成礼，三思而后行，一日三省吾身，三人行必有吾师等等。对自我省视、为人处事、勤力学习，“三”字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说文解字本义作“三字是指天、地、人为最大者而言”。我们不敢妄自称大，感恩平安活在天地之间，有幸与书结缘，与人结缘。

　　看来这些菲律宾华人女作家在同类相聚时，显然完全忘了自己是菲律宾人，想到的全是中国人的观念和中华文化。

　　“三三读书会”在交流罢读书心得或谈文论艺后，还有一个活动，即展示各自的拿手美食，文章说：“中国人是个美食主义的民族，美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源远流长；写文章何尝不是如烹饪一样，都是艺术。成员中多为善饮食者，且有烹饪高手在内。经常吃到月曲了、王锦华小店内具有中菲特色的美点小吃，齿颊留香，其他成员也是供应不同风味的食品，及其拿手好菜，如谢馨的红烧狮子头、炒米粉等。”理直气壮地称“中国人是美食主义民族”。这时的作者和读书会的文友，模糊了自己的菲律宾国民身份，显然身在马尼拉，心却游走回了中国。

　　泰国女作家吴文君在《“荒屋学堂”出来的汉语老师》谈到教育时，写道：“当时中国人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存在老一辈人的头脑里，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是不应该读书的。”出生成长在泰国，却自然而然地说“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时的她，显然模糊了自己的国民身份。

　　新加坡女作家君盈绿在其《我的百年老卤·雪地上的奇葩》中谈到学做潮州名菜“卤鸭”，直称自己是“百分之百的福建人”。

　　泰国女作家林桦，在其散文《梅雨》中，将上海和曼谷并置描写，她说：“无论身至浦江畔或眺望湄南河，阳光依然在云上照耀；即使是在梅雨时节，游子的心始终为着那无风的细雨而感动着。”此时的她，既是泰国曼谷人，也是中国上海人。

　　女作家心枫是菲律宾第二代移民，她的《三城》里写自己和家人常在出生和生活过的马尼拉、香港与台北之间穿梭来往，“不管飞机即将降落哪个城市，这几个地方都是我至爱的家园”。她的身份认同带着鲜明的随遇而安的流动性。

　　新加坡蓉子的《榴莲情结》涉及到中国、新加坡，及童年居住过的马来西亚。菲律宾张琪的《两头都是家》涉及中国内地、菲律宾、台湾。

　　祖籍河南，在台湾受教育，落户菲律宾的范鸣英在其《异样的月光一样的情》中这样写：她使劲儿地追逐着马尼拉的日出日落“乐此不疲，追着，追着，突然发觉我追逐着的是故乡的月，是埋藏在我心底深处的一种永不褪色的情怀呀”，“几年来，无论我的足迹踏遍多少异地的路程，看过多少异样的月色，却怎么也改变不了我那种一样的情怀”。马来西亚许心伦的《十五的月亮》，深情描述93岁高龄、“年老力衰”的母亲，不顾劝阻“带着长大成人的一挂孩子，回乡探亲，认祖归宗”。被母亲带回乡的这挂孩子是马来西亚人还是中国人呢？

　　缅甸出生、新加坡受教育的段春青在《我与缅华情》里写，作为缅华后代对缅甸华文文学发展义负有不容辞的责任。

　　负有凡此种种文本，均说明作者在自我身份认同时而恍惚，时而呈现因时因境变化的流动。这种身份游走流动现象，在其他移民地区的华文作品中不多见。

　　二、中华文化在作品中永不厌倦地奔腾流淌

　　读东南亚华文女作家的作品，常能看到，中华文化时而如长江黄河，时而如涓涓泉水，永不厌倦地在其中奔腾流淌。

　　泰国女作家吴文君在《“荒屋学堂”出来的汉语老师》中详尽记述自己艰难的学习汉语的过程。她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在一个贫穷多子女的家庭，毕业论文格式没有上学的机会，她父亲因为“自己认识不了几个方块字”，为了不让子女成为文盲，“坚持每天晚上在一闪一闪的煤油灯下，教哥哥姐姐们念一些他自己读过的书，背过的儿歌”。这些书和儿歌，显然不是泰文的。庆幸在她八岁那年。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业余汉语老师到她们村里教汉语。当时村里没有学堂，这位老师的到来，让村里的父老们如获至宝，齐心协力在一所荒屋里为孩子们建起了学堂。她也被父亲送进这所“荒屋学堂”学习中文。父亲“常常语重心长地对自己的子女说，我们是炎黄子孙，虽然远离家乡，但祖宗几千年传下来的语言文化总不能忘掉啊！你们要好好把‘唐人书’——汉语学好呀”。吴文君当时对父亲的话似懂非懂，不大理解爸爸讲的是什么意思。那时她只知道一定要把汉语学好，以后也要当一名汉语老师。

　　在那个年代，泰国军人政府对本地共产党的活动严厉扫除，对社会主义中国采取敌对的态度，把进行华文教育等同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所以当时的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进行种种限制，警察有时还会突然来检查有没有共产党员。当时的政府还限制上课的人数，不准超过七人，假如哪一个班的人数超过七人，就会以进行非法活动论处。可见她那时学习汉语是件十分危险的事。为免受干扰，村里的父母们会为孩子们把风，凡有动静，“就会通知我们‘波立’（警察Police）来了！波立来了！”信息火速传播，“荒屋学堂”里的孩子们闻讯立刻四散，有些孩子躲在草丛里捉蟋蟀，有些则到园里拔草、锄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