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寻根文学民族认同的得与失

　　摘 要：寻根文学兴起至今已整三十年，曾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放异彩，转而迅速隐匿。 “民族”这一根，是寻根文学得以声名鹊起的凭借，但也使得寻根文学迅速失色。究其原因，寻根文学在民族身份认同上的得与失，造成了其在新时期文学史上的昙花一现。

　　关键词：寻根 民族身份 认同 得与失

　　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传统与现代、西方和本土文明碰撞日趋激烈，如何在繁杂的社会环境下确认自身身份，成为个体生命不能规避的问题。新时期活跃的思想氛围下兴起的寻根文学，对于这一问题做出“民族式”回答引发了一股身份建构与认同的潮流。 寻根思潮以其身份建构认同的民族性，迅速蹿红，然而当人们对其民族建构寄予更多关注时，它却逃离了公众文化的视野，之后未在文坛上引起热议。

　　民族文化之所以成为寻根文学身份建构的标签，在于它在新时期文化转型阶段，让仍处于困顿中的思考者眼前一亮。在他们看来无论对于群体还是个人，中华文化就是我们的身份。而文化是一个民族最本质的存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对于本民族文化尤为重视。寻根作家立足中华民族文化，发出了民族身份建构的号召。“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厚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1]这凸显了寻根文学创作的主旨性问题，即民族文化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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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是一种心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吸收另一主体的某个方面，之后根据那个主体提供的模式全部或部分的被改造。[2]而身份是在一系列的认同过程中形成的。按本尼迪科特·安德森话说，“民族就是个人依附其上的一个‘想象的群体’”。民族身份建构就是通过一系列努力为“想象的群体”找到合法载体，使个体对“群体”产生向往与依附，即所谓的“民族认同”。为建构“想象的群体”，唤起民族认同感，寻根作家们做出许多努力，以其独特的民族化追求赢得了很高声誉。

　　首先，是建构民族身份的初衷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感。民族身份的建构是现当代文学致力的使命，但建构的过程并不顺利。在活跃的80年代，寻根作家公开表现出对民族化的追求，无疑是一次有目的有意识的努力和尝试，这源于作家民族文化危机感所催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新时期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不断涌入中国，而文化之根因“文革”彻底断裂。面对民族文化发展的困境，寻根作家在现代性视野下以世界性的眼光重新对自身历史和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寻找那个失落的“群体”，对它进行重构，并在创作中达成了一个普遍的共识：民族化是复兴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对抗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的策略。[3]这一建构民族身份的初衷，流露出他们内心敏锐的现代建构意识。

　　其次，对民族传统文化做出双向选择所体现出的深刻性。与五四和“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不同，寻根文学重新审视传统文化的价值，做出了双向选择：认同与批判，这是在现代性的视野下进行的，反映出寻根文学民族认同建构的深度和力度。寻根文学认同的是传统儒道哲学，以发掘对于当下民族精神建构的意义。如阿城《棋王》中王一生活在 “吃”和“棋”中，知足常乐，姿态逍遥，透露出对老庄逍遥人生哲学的怀恋；王安忆《小鲍庄》描述充满仁义村庄的变迁则表现出儒家传统仁义在现实社会遭遇尴尬的无奈。选择的另一面是批判，痛斥文化劣根性，批判落后愚昧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韩少功《爸爸爸》中麻木愚钝的丙崽是民族劣根性的典型代表，还贬斥了鸡头寨闭塞落后的生活环境以及村民愚昧的传统观念。此外，韩少功《归去来》、李锐《厚土》、郑义《老井》等都是代表作。

　　再次，民族性内容与民族化形式的“双手抓”。内容与形式的结合，是文学创作不应回避的问题。对于寻根作家来说，要创作出能真正确认民族身份的作品，就必须具有民族风格，做到民族性内容和民族化形式的结合。在内容方面，主要体现在作家们对风俗画鲜明独到的书写，目的是为文化书写服务，“这样的小说里，风俗就不仅是诗情画意的东西，而且也是富有思辨性的东西”。[4]此外，吸收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以展现民族的思维方式，达到民族身份认同的目的；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是对李锐 “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个成熟得太久了的秋天”[5]的明示。在形式上，则表现出多种民族建构式样，大多数采用“新笔记”体、传奇与神话体等传统古典小说的文体样式；在表达上，追求 “民族语言” 的叙事效果，进行寓言化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