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文学创作之本：自律精神下的人格完善

　　摘 要：晚年孙犁依据他独特的生活体验和严谨的创作态度，通过对历史辩证的考证提升自身看待社会、时事的眼光与拓展自己晚年心性的宽广。通过作家对苦难与孤独感的人生体验，对社会制度变更趋势的适应与思考，进一步坚守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从而分析出孙犁晚年创作之本在于自律精神下的人格完善。

　　关键词：孙犁 晚年文学 自律

　　纵观孙犁一生的创作，始终把自我牢牢扎根于社会最广大的群体的最深层次，以“鉴史者”的身份把自己和整个社会群体相联系，融入社会之中，吸取社会的精神滋养，使自己得到深化和本质化。作品中通过表现自我＼社会与群体，表达社会大众的意愿和要求，展现对现实社会与生活意义的理性透视。作家思想与心灵外化的精神指导作用的实现，必须以作家自己本身人格的完善为基础。文学创作以作家的自律为本。创作不是狭隘的功利手段，须以摆脱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狭隘的功利目的而取得某种特定的精神自由为前提。合理、进步的法制理想是作者给予社会与人们的“他律”，那么对自我（个体）本身的人格完善的追求则是对于自身创作的“自律”。自律中蕴涵他律。马克思说过：“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所以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1]文学创作既要面对整个社会人生，更要对时代人生负责，倘若作家丧失人格底限，只求个人利益得失，其作品就会对社会风尚、伦理、道德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影响。作家自身的“自律”是评判作家修养水平高低的一个最富力度的标准。

　　中国人讲究自律精神具有深重的历史积淀。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儒最先将原始自律精神扩展至与人以及人的活动相关的各个领域，主张由“人”向宗教和宗法之“天”的皈依；随后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更强调“以天为律”、“天主人从”，从根本上进一步颠覆了中国文化深层意识结构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消解了原始宗教和原儒文化本已很脆弱的人本意识和主体精神，使中国文化他律性的自律传统得到进一步肯定乃至强化。自律精神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具有支配性地位的主体精神和文化精神。孙犁有言：“人，成为君子，或成为小人，有先天的，即遗传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即环境的因素。文化教养，也有影响。古代和近代，都曾有人主张经过教育，可使人成为君子，失去教育的机会，乃成为小人。实际上，一般文化教育，起不到这样的作用。法律和法制，以及人自身的自律，却可以起到这种作用。所以，历代都重视‘律’。”[2]孙犁从人的心理层面分析应该如何祛除狭隘的功利思想与短浅的创作目光，具备优良的文格。指出，只有经过精神自律的自我修正与价值观念的重新树立，才有可能达到人格的完善。这些在其晚年的杂文与散文中均有所体现。

　　一、不良的文学现象

　　（一）文人相轻

　　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弗洛伊德认为这是一种缺陷心理，即自己不能得到物质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表现在文学领域就是“文人相轻”。孙犁《谈妒》认为：“文人文章，总是免不了有可轻的地方，进而互相攻击，但也很难说就是嫉妒。曾记得一位大作家，在回忆录里，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嫉妒，但其并不当作恶德，而是作为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3]借此表明，文人之间适当的“相轻”不会妨碍更不会成为消灭文学发展的主要恶因。文学领域相若生物界，优胜劣汰，强弱之别，唯有增加文化知识的汲取，眼界放开，历经更多的社会磨炼，竞争所产生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地减少与克服。反之，不良嫉妒心理一旦蔓延到社会层面，就会产生极为可怕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不乏例证，远如清朝的“文字狱”，近如“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当中就有很大嫉妒心理在作祟。影响了最大范围的民间民众，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与道德传统的遗失，书本、史料的焚毁，人心的涣散与“道路以目”，人若只能看见近处的物象，不懂也做不到保持距离去看待差距，无法越过同等的社会关系的牵扯与生活环境的限制，拘于眼前一时之利，看不到长远的改变，在嫉妒心理下变得更阴暗，发展为狠毒，驱使人去犯罪。作为文人，则表现为失去了纯粹的文学修养，文学成了政治的传声筒，文艺作品低俗附会，急功近利的经济趋向性创作蔚然成风，潜心书写的作家大大减少；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被既成的体制所压抑，文学才情得不到尽情抒发；地下文学成了民间暗流，文学的独创性与文化意义被躁进浮夸的官场文化所侵蚀。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全在于文人丧失了最根本的一点，对美和理想的追求与欣赏，人性变得丑恶与嫉妒心理作祟。所以，孙犁认为克服嫉妒，达到和谐人格完善，对于文学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

　　（二）文人好名

　　在孙犁看来，文人好名是个普遍的现象，而自己也曾不例外。好名本不是坏事，它可以促使作家更专心于创作与注重作品的实际价值。但是，如果过度地把文学当做讨好或迎合一部分人的工具就不好了，免不了取媚的嫌疑，易落入低级庸俗趣味。所以，祛除名利的侵扰，实际上是一个自身格心求境的过程。古时庄子曾云：“富贵显严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4]这二十四种侵蚀和削损人的真心、真性的因素，便是由于眷恋世俗的功利欲念而造成的，执迷于此的直接后果就是 “勃志”（错乱意志）、“谬心”（束缚心灵）、“累德”（负累德性）、“塞道”（堵塞大道）。欲念的大小决定了牵绊的深浅。若要荡涤此类污染，勇于冲破它们的役累，必要经历痛苦的“格心”过程。最终道德文章的统一最根本的一点是作家要赤诚，要有一颗赤子之心。所谓“赤子之心”，最主要的是要保持一种单纯的心，要排除各种名或利的诱惑。文章是寂寞之道，作家应懂得甘于寂寞，专心于人生的观察、体验和思考，沉潜于艺术的学习与创造，全神贯注，经年累月，方能达到创作的最高境界——“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成就大的事业。孙犁希望人们至少可以做到保持本心、积累德行，保持社会风气与政治局面的清明与和谐；作家不应以文为投机之工具，要充分继承中国历来的文优而仕的传统。他语重心长地告诫青年作者：“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污蔑和凌辱。”[5]从中可以看出孙犁的真诚与坦荡，正气与骨气，朴实与谦虚。这是种人格的力量，可以使其作品射出异彩，具有思想与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