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的旅行(2)

　　（三）城里

　　小说并没有正面讲述阿Q在城里的生活，从作者对他回乡后的种种叙述略可窥知，在未庄人眼中，阿Q在城里混的比在未庄好。阿Q处处表现出对城里人的蔑视，不屑再入城，但事实上却是因为阿Q在城里偷窃而不见容于城里，以致被迫还乡。人们得知真相后，对他“敬而远之”，他便又由刹那间的风光变回了依旧的落魄。在小说的最后，阿Q被抓到城里审讯，他被呵斥“不准革命！”他成了莫名其妙的牺牲者。城里象征着另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充斥着先进但势利的气息。阿Q作为一个 “惩一儆百”的悲剧人物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无人怜悯。

　　《阿Q正传》里空间转换就主要围着这三个地点，土谷祠、酒店、城里分别代表着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职业、不同权力、不同举动的活动空间，它们本来互不干扰，却因为时事又互相关联，阿Q的命运被三个空间制约、作用。小说中空间的转换构成了主人公及看客之间的变化因素，使其故事带有转折性的精彩。像《阿Q正传》这样的关于空间转换的小说在《呐喊》中还有许多，都同样表达了空间权力下的人物命运。

　　四、民俗下的微观世界

　　民俗是鲁迅小说里常见的活动，在文化旅行的观念中，民俗活动属于旅行客体文化，反映着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与旅行，而不独是人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

　　在鲁迅的《呐喊》里，有关民俗活动的文章有《社戏》、《故乡》、《阿Q正传》、《风波》等。鲁迅在小说里提到的民俗活动，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习俗三类。物质民俗如浙江绍兴的“三乌文化”——乌毡帽、乌篷船、乌干菜（见于《阿Q正传》、《风波》等），酒楼上的绍酒、香豆、油豆腐（《阿Q正传》、《孔乙己》），长衫（《孔乙己》）…… 这些物质民俗现象不仅代表着当时社会上的衣食住行，更是社会人群的身份与阶层的划分标准的象征。就如《孔乙己》里的长衫，本是“读书人”（士绅）的象征，孔乙己到酒店买酒喝，从来只穿那件似乎十几年都没有补过、洗过的长衫，满口的“之乎者也”，但其穷困潦倒的生活现状与其以“读书人”自诩的精神追求之间表现出一种严重的失衡。他扮演的只是一个饱含讽刺意味却每使人为之心酸的角色。鲁迅刻意着笔“长衫”，在刻画孔乙己人物形象的同时，更表现了他本人在近代中国士人社会的转型时期，对旧式文人身份地位剧变的深刻观察与慨叹。

　　而另外两个方面——社会、精神民俗则包括如六斤、八斤、九斤老太、闰土、水生、单四嫂、吴妈等的称呼（《风波》、《故乡》、《明天》等），以及婚丧习俗、岁时节令习俗、祭祀活动等。鲁迅的《故乡》里就写到祭祀民俗：“那一年，我家是一件大祭祀的值年。这祭祀，说是三十多年才能轮到一回，所以很郑重；正月里供祖像，供品很多，祭器很讲究，拜的人也很多，祭器也很要防偷去。我家只有一个忙月（我们这里给人做工的分三种：整年给一定人家做工的叫长年；按日给人做工的叫短工；自己也种地，只在过年过节以及收租时候来给一定的人家做工的称忙月）……” 《呐喊》对于祭祀活动的描写很多，充分表现了当时社会对于自然界的崇拜及人们精神的强烈寄托。如《明天》里的丧事习俗、《社戏》里的社戏等是精神民俗，也是社会民俗。又如《药》里的用“人血馒头”治痨病、还有《狂人日记》里“吃人”的恶习等，鲁迅用畸形变态的旧风俗来反讽这个社会，希望能唤醒那些被困住的灵魂。

　　一系列的物质、社会、精神习俗展现了江南小镇的特有的民俗活动，这些民俗活动在时间的长河里慢慢行走，它们或许已经渐渐被改变。鲁迅记录它们的同时也使它们发生了形式上的变化，在小说里它们是现实的延伸，是人们对理想生活的向往与寄托。

　　五、语言里的地域风

　　鲁迅写《呐喊》的时候，正是“五四”时期，民主、科学思潮不断涌进，并与传统的旧思想激烈碰撞，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奥的文言渐渐被取代，浅易的白话文学开始盛行。其主要倡导者除胡适、陈独秀等人而外，鲁迅也使用白话文创作小说，并采用家乡绍兴的凝练且富有表现力的方言作为小说人物的主要语言，并且在描述名字、动作时也掺进了方言因素。

　　相关的例证不胜枚举，如《狂人日记》中的 “发昏”、“怕得有理”、“作冤对”、“教我怕”、“娘老子”、“白历历”、“兜肚连肠的吐出”等，《故乡》中的“谋食”、“忙月”、“管西瓜”、“狗气杀”、“厚障壁”等，《孔乙己》中的“排出九文铜钱”、《药》里的“撮着‘人血馒头’”，大抵皆是其类。这些词都是鲁迅故乡里常用的方言，鲁迅能够灵活自然地运用到小说里，也使得他的小说富有语言的张力和鲜明的地域特色。

　　语言上的地域特色，直到现在仍是文学上的流行词，最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就曾说过：“方言是人类宝贵的财富，我只是将它搬到了写作中。”的确，能够熟练灵活运用方言到写作上的并不多，鲁迅也算其中一位，越是民族的越能引起共鸣，鲁迅的文学影响力，也许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六、来自故乡的文化认同

　　在文化旅行的理论中，文化认同是较为抽象的一个概念。认同感，从本质上来说，是来自于对事物的认知及认可。文化认同是从认同感的一个分支，文化认同大多形成于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环境。鲁迅在《呐喊》中多处提到的“故乡”——鲁镇，与作者的故乡绍兴已有太多共同点，不得不说小说里虚构的鲁镇是真实的绍兴。鲁迅生活在绍兴，对于家乡的一草一木、一房一屋都有深刻的感情，浓厚的故乡民俗不是作者凭空捏造的，在浙江绍兴，小说中的习俗确实存在。鲁迅的故乡情结被写进去，并且被读者感受出来，产生了新的文化认同。假如现今我们读鲁迅的书，依旧可以感受到绍兴的地域文化，我们或许认同这样的习俗，或许不认同，也或者只是保持中立，这就是新的文化认同，是加深了的认识。

　　鲁迅对故乡的认同感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变革不断加深。《呐喊》里收录的14篇小说，对冷漠麻木的中国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批判，但其侧重点及主体却各有不同。比如《药》里侧面歌颂的是革命者、《孔乙己》侧重揭示的是像孔乙己这样的读书人的悲惨命运的根源；《故乡》里检讨因阶层地位而淡漠情谊的世故之人等等。鲁迅故乡里有各色各样的人物，鲁迅试图从故乡不同角色当中去描写中国人的所有特征，并且通过这些角色的塑造让更多读者产生共鸣，从而达到“救国”的目的。鲁迅对故乡的认同感加深、变化的过程，也归为其文学中的“旅行”。从对故乡的依恋、离去、归程、怀念，到甚至是热爱的程度，都深深地成为鲁迅文学一种活的元素。

　　七、小结

　　鲁迅文学也在不停地旅行之中，文化上是相通的，以文化旅行的观点来解析《呐喊》这部小说集，是一个新的视点。本文只是节选了其中最突出的几个方面进行阐述。从以上内容来看，不管是时间、空间、民俗、语言、认同的变换发展还是其交叉混合，都是观点分析上一个新的尝试。这些要素在小说里的旅行也许说不上是真正的跳跃性旅行，但其变化发展始终围绕故事的开展、紧密联系人物的命运，是小说进行的主要线索，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旅行。

　　参考文献：

　　[1]鲁迅：《呐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2]余新明：《鲁迅小说“精神叙事”里的空间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一期.

　　[3]燕晓鸣：《论鲁迅小说中的地域文化特色》，合肥学院学报第27卷第6期，2010年11月.

　　[4]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

　　[5]张业松：《鲁迅文学的四个基点》，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

　　[6]宾恩海：《试论鲁迅小说与故乡的民间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学报第44卷第6期，2008年12月.

　　[7]郑炀和：《论鲁迅文学的现代性》，宁波大学学报第17卷第5期，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