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与楚辞的作者身份看创作的讽谏目的(2)

　　三、由此可知，诗经与楚辞创作的讽谏目的

　　由上可知，《诗经》与《楚辞》的编撰者和创作者的身份，都是有官职的官员，他们的创作也都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君王通过采诗官采集而来的诗歌以及公卿列士所献之诗来了解天下之事和政治得失，官员也可以通过向君王进献诗歌的方式来委婉表达自己的讽谏之意。《诗经》讽谏的政治目的在先秦文献中从对“六义”的解释就可看出，在郑玄《周礼注》中：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

　　《毛诗序》首次提出诗有“六义”，诗经的美刺目的显然可见——“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风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从诗的功能的角度阐释“风”雅“颂”，其实在《毛诗序》中很明确地提出了《诗经》的创作目的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楚辞》的创作时期主要集中在楚国的衰败之际，它创作年限的跨度比《诗经》所跨年限小得多，所以楚辞中的篇章多是忧愁忧思忧恨而作的，个人哀怨，激愤、不满的情绪多有流露。屈宋等人作诗作赋，表面上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情绪，但他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君王能看到他们的文章，重用他们，以实现他们的政治抱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谊列传》有：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已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

　　在司马迁看来，屈原作《离骚》等篇章都有直谏的意思，宋玉、唐勒、景差等人虽学屈原作赋，但却没有继承其直谏的精神。但是这并不能说明除屈原的楚辞作品外，其他人的作品就没有讽谏的意图。

　　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李善注《文选》也曾点明其主题：“此赋假以为辞，讽于淫也。”其实，宋玉的《神女赋》、《高唐赋》、《风赋》都有讽谏的意义，只是明显程度不同而已。陈第对宋玉总的评价是“宋玉之作，纤丽而新，悲痛而婉，体制颇沿其师，风谏有补于其国，亦屈原之流亚也”。由此可见，宋玉作赋的讽谏目的，与屈原不同的是措辞与情感都没有过分激烈，这可能源于他们出身和身份地位不同。

　　讽谏是《诗经》与《楚辞》的创作目的，但是诗歌创作的情感因素不可否认。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就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说屈原的《离骚》也是忧愁幽思而作。在《毛诗序》中有：“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吟咏性情，以风其上，这就是国风的创作目的。诗人作诗，皆是心中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而思来者。因此，讽谏之辞中带有自己的性情与情感必是不朽之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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