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与楚辞的作者身份看创作的讽谏目的

　　摘 要：关于风骚的比较，学界历来很多，有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角度出发，比较它们艺术特色的相同与不同，也有从语言学角度比较它们的音韵，还有的从神话宗教等母题方面去比较。本篇论文是从《诗经》与《楚辞》创作者身份与职掌的角度去比较创作目的。《诗经》与《楚辞》的编撰者和创作者都是朝廷的官员，所以这两部诗集均有讽谏的目的。

　　关键词：诗经 楚辞 作者身份 创作目的

　　一、《诗经》编撰者身份的考订

　　《诗经》创作者和编撰者在学界历来众说纷纭，由于它是一部诗歌总集，不是由一人所作，所以只有极少的篇目有明确的作者。《诗经》的编辑在先秦古籍中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献诗”“采诗”“删诗”之说在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献诗”和“采诗”在先秦有文献可以佐证，孔子原无删诗之事[1]这里不再细谈。如“献诗”：

　　《国语·周语上》召公谏厉王曰：“……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2]4

　　《国语·晋语六》范文子云：“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吾闻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2]147

　　有关“采诗“制度的文献资料：

　　《礼记·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太师陈诗以观民风。[3]

　　《汉书·艺文志》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聚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献诗的目的是补察时政，采诗的目的是为了“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有相同的政治目的。由此可知，不论是公卿列士向君王献诗，还是采诗官从民间采集而来的诗歌，通过“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的方式最终还是献于朝廷之上以达到劝谏天子的目的。[4]《诗经》中还有一类诗是周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中的乐歌，这些诗歌保留在大雅和颂中，主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

　　通过上述论述可看出，无论是献诗还是采诗或者是乐官保存下来的诗，都是经过朝廷官员创作或筛选、整理和改编过的，也都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二、《楚辞》创作者身份的考订

　　楚辞是在继《诗经》之后，在战国南方产生的一种新的诗词，本义为楚地的歌词由屈原首创，继之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到了汉代文人相继模仿成为一种题材，刘向辑录题名楚辞，东汉王逸做《楚辞章句》，遂成一部诗歌总集，楚辞的各个篇目作者基本明确，代表人物是屈原和宋玉。

　　（一）屈原的身份和职掌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最早记录了屈原的生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应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一，屈原是楚王的宗族，身份地位比较尊贵；二，屈原曽任左徒；三，屈原知识丰富，有较强的外交能力和政治能力。

　　在《渔父》中：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由此可知屈原曽任“左徒”和“三闾大夫”两种职务。“左徒”在司马迁看来要具备“博文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的能力，要熟悉文献典籍，了解楚国的文化和历史，才能入则与楚王议国事，出则接待宾客。今有学者认为“左徒”大约相当于《周礼》中的“宗伯”或者是《楚语》观射父所谓“祝、宗”。在《周礼》中宗伯主要传习本民族历史，辨别昭穆，指导各种宗教礼俗，从事外交应对。至于三闾大夫一职，王逸有云：“三闾之职，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掌王族三姓”分明言其为楚王族宗族长官，“序其谱序”就是传习、修撰宗族的历史和族谱，后两句是说还对宗族子弟负有教育的责任。由此可见，“左徒”和“三闾大夫”职掌相似，可能是同一种职称不同的人对它的称呼不同而已。[5]

　　由上面的论述可知，屈原对内负责宗族子弟教育，对外还要从事外交应对，可见他在楚国当时地位的重要性。他出自宗族情感，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上，对外主张联齐抗秦，对内主张施行美政，他对他自己的理想和行为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而对自己遭到的不公正待遇充满了怨恨和愤激。在《离骚》中就有对楚王不满和劝谏楚王的诗句，如“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也”，“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屈原通过唐尧虞舜、夏桀商纣等历史人物向楚王进谏，要正直耿介，亲贤远佞，遵循正道才能踏上坦途。

　　（二）宋玉的身份和职掌

　　宋玉的身世，史书上并没有完整的记载，只有些零星的材料。《汉书·艺文志》记载：宋玉，赋十六篇，楚人，与唐勒并时，医学论文在屈原后也。晋习凿齿《襄阳耆老传》：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冢。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有景差……[6]146-148

　　关于宋玉任何职，他是文学侍从之类，奉命为楚襄王作辞吟赋，是个帮闲文人。其实从他的赋中可看出他并不是一个闲人。[6]3-5《登徒子好色赋》“大夫登徒子侍于楚王，短宋玉 ”，大夫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说宋玉的坏话，可以猜测他俩职位同列。汤炳正先生已经论证“左徒”与“登徒”是一种官职两种不同的简称。[7]因此，宋玉也居大夫一职。从宋玉的《九辩》中所写的内容看，他在做官时，曽劝谏楚襄王改革弊政，举任贤士。刘勰在《文心雕龙·谐隐》中说：“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由此可见，宋玉并不是表面上所谓的闲人，他也在其位谋其政，忧虑楚国的现状。在《九辩》中他也表达了改革时弊的愿望，如：“何时俗之工巧兮，背绳墨而改错？却骐骥而又乘兮，策驽骀而取路。当世岂无骐骥兮？诚莫之能善御。”“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表明自己的决心，同时也希望君王能够惩恶扬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