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法苑珠林·感应缘》看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佛教传播

　　摘 要：《法苑珠林》是一本在佛教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的类书，它的结构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是对佛家深奥理论的引论述，其二是为了印证佛理不虚，大量征引的中国固有的言论、传说以及通俗故事。之所以如此，就是有意识地在中国固有的言论、传说、故事与佛教理义之间搭建一条桥梁，从而实现佛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广泛传播。

　　关键词：《法苑珠林》；“感应缘”；中国；文化背景

　　中图分类号：I207.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1-0003-02

　　佛教是影响中国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三大宗教中唯一的外来教派，它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是其他外来宗教所无法望其项背的。这与它能够因势利导的通达机变有着极大的关系。这个特点，在《法苑珠林·感应缘》的编纂中有着极其鲜明的体现。

　　一、关于《法苑珠林·感应缘》

　　陈垣在其论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提到，《法苑珠林》一书编纂时，“将佛家故实，分类编排，凡百篇，”在结构上则是“每篇末或部末有感应缘，广引故事为证，证必注出典与其他类书体例同。”有人曾经统计过，“《法苑珠林》一百篇中有七十三篇的后面设立了感应缘”，全书共有“感应缘八百八十多则”。而道世之所以要在篇末设感应缘，主要是为了收录中国固有的、可以对应“佛家故实”的言论、传说或者故事，以此来印证佛理之不虚。这八百多则“感应缘”所涉及的材料来源极为广泛，形式也极为多样，既有典籍内容的引用，也有民间传闻的记录，还有道世听闻的自撰。仅就引用材料出处的典籍而言，该书在“感应缘”中所征引的“儒家学说、道教经籍、谶纬、杂著等约有140余种”，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

　　然而，在具体数目上，不同的统计者之间颇有些出入，也有人认为“《法苑珠林》感应缘所引的俗书，达到一百八十多种”，还有更具体的，说是该书引用的外典书目达187种，其中现存者63种，辑存者69种，残存者1种，散佚者有50种。陈垣先生也曾经作过统计：“本书在类书中，与《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同时。所引据书籍，除佛经外，约有百四十种。其中征引最多者，为王琰《冥详记》，凡百四十次，干宝《搜神记》百余次，唐临《冥报记》七十次，颜之推《冤魂志》四十次，郎余令《冥报拾遗》三十五次，《续搜神记》及刘义庆《幽明录》、刘敬叔《异苑》、祖冲之《述异记》各十余次。”抛开这些统计的精确与否不谈，这些数据无不表示了《法苑珠林》一书的蕴涵丰富，征引广博。

　　二、《法苑珠林·感应缘》以本土材料印证佛理的原因

　　为什么《法苑珠林》一书要专设“感应缘”用来汇集那些印证“佛理不虚”的例子？这要从其促进佛教传播的目的说起。唐代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朝代，虽然其统治者以老子李耳的后代自居，比较推崇道教，但他们并没有为此而对其它宗教予以限制，因而，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都能得以传入和传播。在这种形式下，为了生存和发展，扩大各自的影响力就自然而然成了各种宗教所要努力的目标。

　　参考相关文献可以知道，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大体是分两种形式进行的，一种是在上层社会亦即知识分子之中，另外一种则是在下层社会亦即老百姓之中。由于知识分子与老百姓在知识接受理解能力上有高下之分，在精神层面价值追求上存在着关注点的不同，因此，这两种传播方式的分野越来越大，于是便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形：上层知识分子较多注重于佛经本身所蕴含的义理，而下层民众则更注重于它的通俗易懂与实用性。然而，尽管如此，佛教在初传入中国时，并没有在士大夫中引起很大的共鸣，响应者甚是寥寥。这就使得佛教本土化成为其传播的客观要求。显然，佛教的创立者和传播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而有意识地将本土化作为传播中所遵循的原则，正如《毗尼母经》卷四中曰：“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与美言为是，但使义理不失，是吾义也。随诸众生应与何音而得受悟，应为说之，是故名为随国应作。”（《大正藏》卷二四）也就是说，佛教在传播时，只要坚守住“义理不失”的底线，其他方面则可以针对传入地的风俗、人情、民生等具体情况予以灵活变通，即所谓“随国应作”。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佛教传播时，“这些新的名词（指佛教经文、义理——引者加）对于初次接触的信徒而言无疑是另类文化，”那么，怎么能让这些陌生的另类文化获得传入地民众的心理认可从而在行动上进行追随呢？“随国而作”就成了其制胜的法宝。具体到佛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传播而言，便是有意识地建立起佛理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联系，于是就形成了不少佛教徒同时又精通中国传统典籍、有意识地用中国传统典籍去解释佛经的现象，例如：“释道立，不知何许人也。少出家，事安公为师，善《放光经》。又以《庄》《老》三玄，微应佛理，颇亦属意焉。”这种传播过程中佛理与中国传统典籍相结合的形式，可以有效地消弥外来理念的陌生感，使得佛教获得士大夫阶层的首肯、在士大夫间风行成为可能。据史料记载，不少士大夫甚至以通佛理为荣，而高僧也得到了他们的尊崇与欢迎。一个有力的例子就是，晋安帝隆安元年（公元397年），庐山僧伽提婆来游京师时，引起了士大夫们极大的关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以至“王公及风流名士， 莫不造席致敬，”由此可见佛理在上层社会中的流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