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史学与儒家传统文化(2)

　　儒学是史论家立场的根基，同时，史学也是研究儒学的方法。梁启超认为，儒家哲学的研究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三种：问题研究法、时代研究法和宗派研究法。无论研究东方哲学，还是研治西方哲学都离不开这三种方法。所谓时代研究法和宗派研究法，都是专注于各时代学说的形成、发展、变迁及其流别——即学术思想史之范畴。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说：“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儒学同样依文献而存，同样要用历史科学的方法研究。

　　3 梁启超“新史学”与明清之际史学演进的相似性

　　梁启超的“新史学”，产生在风雨飘摇、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清末民初。细味其旨，似乎和另一个文化领域受到震荡、冲击的时代——明清之际的史学讨论，颇有暗合之处。

　　晚清与晚明的相似性和文化上的承接性，在周作人之后的研究者眼中，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论断。对于史学与儒家文化的关系，顾炎武曾明确指出：“引古筹今，亦吾儒经世之用”。这个论断可以看做明清代变之际史家儒者的一种共识。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知识界兴起一股代表封建统治阶级中改良主义思潮的“经世实用”思潮。作为与显示政治生活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个领域，史学界尤其强调这种“经世”作用，并致力于探索具体的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从明代陈仁锡的《皇明世法录》、范景文的《昭代武功编》开始，史学家着力于典制、兵略等实用性学问。当时一些颇有责任感的史学家如王鳌、郑晓、郎瑛，尤其是王世贞、焦宏等，大声疾呼，要求加强史学的严肃性和客观性。入清以后，浙东史学为代表的一代史家注意探讨明末军政举措之利弊得失。凡此种种，都与前述梁氏史学服务当代政治实践的“有用”性取向相似。

　　明亡清兴，民主思想开始在史学界萌生。黄宗羲《弘光实录钞》感慨“帝之不道，虽竖子小夫亦计日而知其亡也”4，批判的矛头直指专制君主。这是一种比较进步、也比较接近事实的历史观，它直接启迪了梁启超的思想。《新史学》说：“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这正是对顾、黄诸人的直接继承。无独有偶，梁启超认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算完结，重要的看见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这种关注人群的史学观与顾炎武、黄宗羲的思想颇相冥合。

　　儒家学说的思想结构是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血缘宗法制为核心，讲究伦理纲常，要求实行仁政，以民为本。其然而其中已有闪耀着民主光芒的思想火花迸现，比如《孟子》中“诛一夫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论断，一经与西方启蒙、民主思想相印证，立即成为先进中国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所以能在梁启超这里与西方启蒙思想汇合，孕育出“新史学”来。

　　进入21世纪以后，一大批论文从影响研究、关系研究的角度入手，考镜源流，穷追“新史学”之思想渊源，廓清其文化史背景。这类文章中，较早的尚小明《论浮田和民〈史学通论〉与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关系》一文，沿循夏晓虹等人忻向日本的思路，而近来宋学勤《梁启超与马克·布洛赫“新史学”思想比较研究》等文章则承接新世纪之初张越《五四时期的中西史学交融》的思路，向欧美寻的。张艳玲《美国“新史学”的先声》更进一步讨论到梁氏“新史学”反过来影响和滋养欧美史学界的问题。此外，江湄《“新史学”之“新”义——梁启超“人群进化之因果”论中的儒、佛思想因素》向传统文化中挖掘梁氏的潜在语境，虽无甚高论，亦可备一格。这些研究都敏锐地指出了梁启超“新史学”与各路思潮的若干渊源。然而也应看到，作为梁启超思想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新史学”与梁启超最根本的思想基础——今文派儒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脉联系。

　　总之，梁启超“新史学”与儒家传统文化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与梁氏儒学息息相通，是儒家学说中经世、民主一面的产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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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徐中舒.我的思想检查[N].人民川大， 65： 4， 1952-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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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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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梁启超.新史学[M]∥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长沙：岳麓书社， 19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