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史学与儒家传统文化

　　摘 要：本文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例，讨论史学与儒家传统文化之关系，认为梁启超“新史学”吸收了清代汉学的大量成果与方法，其史学理论与梁氏儒学息息相通。“新史学”的提出，与明清之际史学思潮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继承性，二者同为儒家学说中经世、民主一面的产物。

　　关键词：梁启超；新史学；儒家传统文化

　　儒家传统文化拥有强大的史学传统。明中叶以降，至清末民初而极，“六经皆史”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六经皆史”的表述，是以史学为核心统御整个儒家文化领域，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史学取代经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论语》曾云，“吾道一以贯之”；同样，经典西方哲学也要求建立统一的体系。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文化如果被视为一套话语体系，史学就是建立“话语构型”的规则所在。直至晚清民国时期，兹以梁启超“新史学”为例，略抒所见。

　　梁氏“新史学”之名，始见于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一文。对“新史学”大量、集中的表述，基本出现于梁氏“第二期的著述时代”——始于1918年，终于1929年梁启超辞世——大约十年之间。1918年底，梁氏欧游归来，有感于一战对西方文明的伤害，开始反思近代化道路，希望以东方文明拯救世界。职此之故，梁启超的新史学并不是全盘西化的欧、日史学之翻版，相反，它带有浓厚的“国学”，或曰“中学”色彩。作于1922的《五千年史事鸟瞰》和作于1923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分别从实践和理论方面为新史学与国学的媾合提供了范例。1921年，梁启超的重要史学理论著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五年后写成的续书《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高度理论化地建立了新史学的学术体系，使它成为一个自足的理论范畴。而史学实践则既宏且丰，可谓梁氏生命最后十年学术工作的核心。梁启超“新史学”与儒家传统文化之关系，可分述为三点：

　　1 梁启超“新史学”对清儒汉学成果的吸收

　　梁启超“新史学”对清儒汉学成果的吸收，首先是历史观上的价值取向认同。何为史学？1941年初，周予同先生撰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给中国史学分了类。先将转变期的中国史学分为“史观”与“史料”两派，前者因观点不同，可分为“儒教史观派”与“超儒教史观派”。儒教史观派又因受汉学古文学派及今文学派的影响而迥然不同，前者属于旧史学的范畴，与转变期的史学无关；后者即转变期的中国史学之首先转变的一派，其时期是在鸦片战争后，是百年来第一派的新史学。1梁启超师承康有为，属于“廖平、朱次琦——康有为——梁启超”的学术统系，在清代儒学发展史上颇有地位。众所周知，他又颇为认同龚自珍的论断。这表明，梁启超上承刘逢禄《公羊》学传统，他的“新史学”吸收了今文学派的历史观。1923年，梁启超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一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观念。我一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了。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来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恐怕也是如此。”这段表述，就是他从西方的进化论史学回到今文经学之“春秋三世”说的宣言。这看似简单的寥寥数语，实为梁氏毕生学术、政治实践，以及近代中国文化、政治潮流的精神核心。从赫胥黎主义到斯宾塞主义，社会进化论学说在晚清被译介到中国，迅速成为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以梁启超为先锋和主将，中国知识界经历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思想地震。而1918年以后，受到欧战的触动，梁启超开始退回到传统文化立场，由此引发了保存国故等一系列学术实践。

　　史学是求真的科学。它能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得益于汉学传统带来的科学精神。梁启超“新史学”批判旧史学主观化“四弊”，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鉴别伪书的12条标准、鉴别真书的6条标准和鉴别伪事的7条标准，这是以科学标准要求史学、以科学方法改良史学，其精神内涵上通汉学。梁氏清华研究院时期的高弟徐中舒曾回忆自己求学时是如何学习清儒汉学成果：“那时整理国故的呼声很高，古史的讨论很热烈……一方面我开始研读清代汉学家的著述，段玉裁、王念孙、孙诒让所著的有关文字训诂的书，一方面我开始学习甲骨钟鼎，读罗振玉、王国维所著的甲骨书籍。”2乾嘉学派留下了丰富的学术成果，如王念孙《广雅疏证》和《读书杂志》，是训诂、校勘的杰作；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赵翼《二十二史札记》集史论之大成。特别是其取验与小学的学术方法、“不攘人之美”的学术道德、无征不信、“孤证不立”的论证规范和“采书悉仍原文”、“注明出处”的书写规范，都与“新史学”颇有神合。

　　梁启超对清儒的具体学术方法极有会心，他肯定了清儒很多行之有效的治学手段。比如他论及清代学者大量编辑作家年谱的做法：“做年谱的动机，是读者觉得那些文、诗感触时事的地方太多，作者和社会的背景关系很切。不知时事，不明背景，冒昧去读诗文，是领会不到作者精神的。为自己用功起见，所以做年谱来弥补这种遗憾”。

　　2 梁派儒学与梁派史学之共性

　　梁启超研究儒学与史学之用心，都在“有用”二字。研究儒学，是“或为自己修养的应用，或为改良社会的应用，对于处世接物的方法，要在学理上求出一个根据来。”3儒学的作用是为实际工作提供学理根据，史学就是为了提供镜鉴。梁氏史学的基本组织架构和叙述话语都带有“致用”的强烈功利性倾向。

　　梁启超治史，以文化史为核心，其理论表述见于1922年至1925年间写作的《什么是文化》、《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文化史》诸文。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概念，梁启超研究文化史特别强调其政治、经济要素。在他的《中国文化史目录》、《中学国史教本目录》中，都强调政治、社会、经济等要素的地位，在政治要素范畴内，又细分出“政制”、“法律”、“军政”、“财政”等多个条目。在他的表述中，本来要“以文化史代政治史”，而实际运用中，其实是文化史即政治史。按照《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说法，“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人类社会活动”即文化，“人类社会赓续活动”即文化史。检校成绩、求得因果，以为资鉴，就是以史为鉴的具体步骤鉴诸往而知来者，主要是为了服务当代政治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