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批评视阈下诸子的治道属性及在目录学中的位次升降

　　摘 要：还原诸子的基本性质，应该属于治道；诸子的治道属性可以在目录学的排列位置中体现出来；这一排位在《隋书·经籍志》及《四库全书总目》中有所下降，既与典籍本身有关，也与汉代以降诸子的治道思想减弱有关。

　　关键词：还原；治道；目录位次

　　还原批评方法在国学研究中运用得相对较多。很多使用者未必知晓其来龙去脉，甚至大多数使用者仅是从立足于个人思考，从直观上来理解和运用还原批评方法。为了更清晰地评估还原批评方法，我们先对该理论的源起作一简单梳理。

　　胡塞尔现象学提出了“朝向事物本身”的口号：“合理地或科学地判断事物， 这意味朝向事物本身 ， 也即从言谈和意见回到事物本身， 追问它的自身给与 ， 并清除一切不合事理的先入之见”[1]。

　　从哲学认识论上讲，胡塞尔“返回事物本身”是还原批评的哲学基础。“依据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 ‘ 事物本身’ 的含义是广义的。 它有指外在实在的事物一面。 另一方面，胡塞尔的现象学是关于本质意识的学说， 他所说的‘事物本身’ 主要指从经验事物中直观到和还原出的事物的本质和主体的经验意识。所以， ‘ 返回事物本身’ 应主要指返回事物本质和诸意识现象。”[2] “它意味着现象学要从事物本身出发寻求真理。为此， 要对事物本身进行如实描述， 要去除各种各样的偏见和成见， 要把原先已经形成的各种观点和评价放在括号中悬置起来， 并时刻提防自己做出超越事物本身的各种判断， 即要进行 ‘现象学的还原’。”[3]后世理解重点指其外在经验事物。“现象学还原就是首先把对象‘ 悬置’ 起来， 阻隔它与作者和环境、 历史的联系而面对读者的意识。” [4]在胡塞尔理论的基础上，英伽顿现象学还原方法“不但排除了外在现实和作者， 而且排除了读者。 它由此探索出文学作品本身的四层结构， 即语音层、 语义层、 再现客体层和图式化观相层。”[5]读者对作品上述四层结构会作理解的“ 具体化”，或曰意向性重构。英伽顿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接受美学。日内瓦学派反对通过作家生平解释作品，他们试图寻找到作品的内在本质结构。让·斯塔罗宾斯基在批评中倡导“中立”的阅读：“使全部阅读始终是一种无成见的阅读， 是一种简单的相遇， 这种阅读上不曾有一丝系统预谋和理论前提的阴影”[6]

　　我们认为，还原批评的哲学精神主要应包括如下几点：第一，从事实出发，一切结论都要依据事实，现象学本身是基于哲学研究的主观性才提出来的，希望哲学能够师法自然科学重视事实的精神。 本着还原批评的精神，我们特对诸子的属性作出还原式解读，并对其在目录学中位次的体现作出揭明。

　　1 诸子治道属性勘定

　　诸子从创作动机和属性上看，均属治道范畴。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先总论了诸子的治道属性：“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 [7]。他还引《易大传》云：“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里的“一致”“同归”即指“为治”，就是国家世务治理。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侧重从其长处立论，例如，论阴阳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论儒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论墨家“强本节用，不可废”；论法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论名家“正名实，不可不察”；论道家尽为溢美之词：“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中国的诸子百家从创作动机上讲，都基于治世理乱，以解决现实重大问题为旨归，属于治道范畴，即管理哲学。这一创作动机对文本属性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能为后世解经提供重要的指示性方向。惜乎后世多不晓此本意，司马谈就忧虑“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8]。以至到今在阐释文本时仍多有背离原典治道属性的作法，导致大量的文本误读。

　　《汉书·艺文志》论述诸子各家的起源和思想宗旨时指出了其治道的属性。班固认为儒家出自于“司徒之官”，其功能在于“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者也”[9]；论道家以为其出自史官，为“君人南面之术”；论阴阳家“敬授民时”；论法家以“致治”为目标；论杂家“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 [10]。

　　章学诚云：“经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资。”章学诚揭明“六经皆史”[11]，还特意论证了《易》属史的命题。他指出：《易》“悬象设教”，“治历授时”，意在探天道；《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旨在究人事；“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 [12]，其实也在探求人事，从主旨本质上说，经史都在研究治道而已。章学诚谓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13]，“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14]。

　　2 诸子的治道属性在目录学的位次表征

　　诸子的治道属性在历代几种经典的目录学著作中都有体现。中国古代目录学本身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分类基础，所以历代目录学著作中也包含了对中国学术史脉络的条分和剖断。对于典籍的排布，古代目录学遵循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典籍属性与国家治理的契合度，契合度高者优先排布，契合度远者顺次往后排列。六经作为封建社会的国家指导思想，一直高踞目录之首；作为六经的支流，基本属性上属于治道，所以诸子的排位始终比较靠前：刘歆在总括群书时，曾撮其要旨，作成《七略》，其中《诸子略》紧随《六艺略》，即《集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在《汉书·艺文志》中诸子书目仍随六经之后；在《隋书·经籍志》中诸子书目的排序有所下降，排在第三位；《四库全书总目》中沿袭了这一排位，即经、史、子、集的次序。这一排位变化既有图籍本身的原因，同时还有子部典籍的治道思想含量的变化。

　　班固《汉书·艺文志》对诸子的写作动机有着明确的揭示，他从功能取向上说明了诸子副翼六经、资治理世的价值。班固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15]诸子百家表面来看，似乎各持其说互有分野，但在功能上却有着共同的指向：“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16]班固还进一步指明诸子治国方略的属性：“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17]姚明志《汉志注解》云：“儒无论已，道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是《六经》之支与流裔也。阴阳出于义和。法，同《易》噬嗑之象辞。名，孔子亦欲正名，是皆《六经》之支与流裔也。墨之六长，悉本于《六经》。孔子叹使乎使乎，为纵横家所长。杂能一贯王治。农知所重民食。又皆六经之支与流裔之证也。”[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