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的精神困境

　　摘要：格非的长篇小说《春尽江南》是其“乌托邦三部曲”的收官之作，这部小说聚焦了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现实，广泛透视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市民的精神困境。本文将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以及人生的幻灭感等两个层面来具体把握这部小说对当下中国普遍化的精神困境的呈现。

　　关键词：《春尽江南》知识分子精神困境

　　任何形式的写作和阅读都是在社会中产生的，其对于社会的揭示和理解也都无法脱离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就像美国学者迪克斯坦所说的那样，“艺术存在于种种联系的社会意义之中”①。格非的小说《春尽江南》也不例外。

　　“现代性”被引进中国以后，“去政治化”的中国并没有得到一劳永逸的疗愈。“市场化”所带来的也不仅仅是文化的商品化，还有权力与资本在各个领域的合谋。后者在正在经历经济体制转型阵痛期的中国内部，扮演着助产婆的角色。这份阵痛体现在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格非的《春尽江南》则力图将这份阵痛视觉化，创造出一幅世纪末的浮世绘。这一方面既体现了作家创作的野心，另一方面也昭示了知识分子振臂一呼的社会责任感。

　　让我们先看一下这幅乱象丛生的画景吧。在《春尽江南》中，霸占房子的春霞反倒给从事律师工作的房主普及法律知识、家玉的儿子对于自己的同班同学生病住院感到兴奋异常、姨夫在火车上向自己的外甥女求欢、空气污染可以让人直视太阳；还有，资本家开始读马克思、黑社会老大感慨中国没有法律、一个被酒色掏空的人却在呼吁重建社会道德……就像参加选秀比赛一样，“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欲望，每个人都在抢着说话，每个人都想淘汰所有的人，以便进入下一轮。”②这样的一个图景，实在是给了崇尚现代理性主义的部分国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些人所憧憬的美好未来，比如人的普遍自由或者精神世界的大充实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恰恰相反，人们似乎走向了一种自我摧毁，陷入到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困境之中。用德国哲学家霍克海默的话说：“在理性普遍统治的世界中，人类不是进入到真正的合乎人性的状况，而是堕落到一种新的野蛮状态。”③

　　关于这种困境，在小说中出现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文本，它们对于这种困境的隐喻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便是《新五代史》，谭端午对《新五代史》的阅读可以说贯穿整部小说。那么这是一本怎样的书？五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很显然是一本衰世之书，书中出现的最多的话就是某某人物“以忧卒”和感叹词“呜呼”。欧阳修通过这本书来对那个逝去的时代长叹，而书中所述和当下社会又何尝不是一种互文关系呢？所以，对《新五代史》的介绍，是小说主题意识的附和，这绝非偶然为之。其次则是谭端午介绍给绿珠的一本小说，福楼拜的《布法与白居谢》。那么，为何谭端午要提到这篇没有得到普遍重视的作品呢？此处用笔看似随意,却深刻地体现了格非的匠心独运。因为在格非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学的邀约》中，他细致地介绍了自己对这篇晦涩艰深的小说的分析和总结，他“认为《布法与白居谢》作为对当时社会精神困境的隐喻，其重要性甚至要超过《包法利夫人》”④。

　　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精神标杆，代表着批判和超越的精神向度。《春尽江南》的主人公，诗人谭端午的精神处境显然是恶劣的，甚至可以说，他与这个社会的疏离感在整部小说的人物当中是最为明显的。 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地方志办公室去打个照面，然后回到家听听古典音乐，随手翻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他像“水母一样软弱无力”，并且觉得自己活得很不真实，“有点像《城堡》中的那个土地测量员”。而用妻子家玉的话来说，他正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单位里“慢慢烂掉”。谭端午凡事都不喜欢走在前面，社会越是不需要他，他就越可以心安理得地远离社会，这种恶性循环不断地滋长，以至于“在政治话题沦为酒后时髦消遣的今天”，他也“宁愿保持沉默”。其实，谭端午的心毕竟是没有死的，他仍然可以思考，仍然可以凑合着与现实世界保持一种亦步亦趋的关系。当家玉拿出美国的法律来责备他的时候，他也会在心里骂一句“去你妈的美国”。但只是在心里而已，他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知识分子何以这般软弱？何以被时代快车甩到了社会场域的边缘？这里的缘由是复杂的和多元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是以一般大众为主体的，并且这个场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美学和价值取向。知识分子要介入现实世界就必然要拥抱这个市场，这种不得已的必然已经对知识分子的写作和整个文学构成了无形而有强硬的干涉。关于知识分子的声音愈加无力的原因，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其《艺术的法则》中给出了自己的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技术权威越来越强大的控制的结果。技术权威通过传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化生产的空间中。技术权威的权力，即认识论权威的权力。大部分公民在最重要的问题上将授权无条件地授予了国家上层精英。”⑤我想，这种解释也是有其社会学意义的。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本身缺少介入社会的意愿，另一方面是他们的听众正在渐渐减少。知识分子也随之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