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成就诗艺人生(2)

　　婚姻和感情生活的不幸为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她用细腻的情感来描绘女主人公复杂的心理状态，揭示了女性内心隐秘的世界，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为女性的悲惨命运呐喊。阿赫玛托娃的爱情诗一直广为传诵并举世瞩目，这正是苦难生活给予她的独特的报答。

　　阿赫玛托娃的一生处于俄罗斯社会大变革时期：十月革命、大清洗运动、二战爆发等。正如她自己所说：“严峻的生活改变了我，犹如改变了河流。”事实上，生活改变的，不仅仅是诗人的命运，更重要的是诗人的写作风格。诗人不再沉湎于描绘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而是将目光转向国家和民族的命运。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因为莫须有的政治罪名被处以极刑，这一事件为阿赫玛托娃及其唯一的儿子列夫带来了终身的灾难。在斯大林时期，列夫一度成为当局怀疑的对象，1938年，列夫由于“维护被处决的父亲”第三次被捕。阿赫玛托娃几次到莫斯科为列夫求情均无功而返，她的精神接近崩溃的边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监牢中度过漫长而令人绝望的岁月。在儿子被关押在克列斯特监狱期间，阿赫玛托娃没有放弃任何一次探监的机会，她与千百个普通的母亲和妻子们站在一起，翘首企盼与亲人的会面。在这段希望与失望交织的日子里，诗人承受着精神的压抑与痛苦，将满腔愤怒化作无限诗情，凝聚成一篇篇流芳百世的诗作，之后被糅合成一首长诗——《安魂曲》。诗中阿赫玛托娃开始俯视自己的痛苦——“丈夫死了，儿子又坐牢”，“我呼唤了十七个月”，仍“不明白发生了何事”，而“我们”只能“在克里姆林的塔下哀号”。《安魂曲》带有自传体性质，而描述的事情是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母亲失去儿子，妻子失去丈夫。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诗作中，主人公已由“我”变成了“我们”，这预示着诗人创作风格的转变，更预示了作者世界观的变化，诗人开始重新思考诗歌所肩负的使命。她的诗歌记录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痛苦，而且是亿万劳苦大众的痛苦，是整个民族的痛苦。此后，“政治抒情诗”在诗人的创作中开始占据主要位置。1941年，纳粹空军袭击俄国，伟大的卫国战争爆发。在国家危难之际，阿赫玛托娃毅然加入到保卫战中。她成了“义务广播员”，尽管贫病交加，仍在病床上写下朴实又感人的广播词：“我全部的生命与列宁格勒联在一起。”还参加了一系列的社会活动，到医院为受伤的士兵朗诵诗歌，鼓舞士气。在莫斯科和塔什干避难期间，她以笔为武器，写下《勇敢》《起誓》《胜利》等著名诗篇，激励一批批战士们勇往直前，与法西斯侵略者斗争到底。

　　无论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阿赫玛托娃始终单纯地、深情地爱着这片养育她的国土，从不吝惜对祖国的赞美之词，也从不为求得片刻的安宁而抛弃祖国。她的第三本诗集《群飞的白鸟》便是见证。十月革命前，一些贵族诗人纷纷逃往西方，他们还怂恿阿赫玛托娃跟着一起逃离祖国，但被断然拒绝了。在《有个声音呼唤着我》一诗中，她对这种背弃祖国的行为加以指责，并声称绝不会“把国土抛弃给横加蹂躏的敌人”，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统治者通过决议禁止出版阿赫玛托娃的诗集，并派警察监视她的一举一动，甚至趁她外出之时在房间安装窃听器。大清洗运动中，不少知识分子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下屈服，阿赫玛托娃也被文学团体孤立，生存艰难。1946年8月，日丹诺夫向其发动攻击，称其为“缺乏思想的反动文学泥沼的代表之一”，阿赫玛托娃的生活陷入绝望境地，诗作不能刊出，每月的退休金和配给卡被剥夺，甚至有人开始在她写于战争期间的爱国诗中吹毛求疵……在巨大的痛苦中，阿赫玛托娃仍然顽强地、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写出了一首首传世佳作，在这些感情真挚的作品中，我们清晰地感受到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热情。1961年阿赫玛托娃将自己对祖国深沉的爱凝聚在她的诗作《故土》中，在她看来故土是：“套鞋上的污泥”、“齿间咯吱的沙粒”，谁都可以“磨蚀它、搅拌它、碾成粉末”，但它永远不计前嫌，用宽阔的胸怀包容一切，即使“我们”死后也要与它融为一体。

　　阿赫玛托娃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也是成绩斐然的一生。她的作品，无论是早期歌颂爱情的诗歌，还是中后期为祖国祈祷的爱国诗篇，都是其苦难命运的写照。阿赫玛托娃就如同诗中的女主人公一样，面对命运的无情捉弄，毅然选择了理智与坚强，勇敢地活下去，并将万千情思化作不朽诗歌，被一代代读者广为传诵。

　　参考文献：

　　[1]宋嗣喜.玫瑰泣血别样红——大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的生平与创作[J].学习与探索,2003（4）.

　　[2]薛世彪. 阿赫玛托娃诗歌风格的转变[J].芒种,2012（5）.

　　[3][英]伊莱因·范斯坦. 俄罗斯的安娜[M].马海甸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4][俄]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诗文集[M].马海甸、徐振亚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