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成就诗艺人生

　　摘要：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是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女诗人之一，她的作品或细腻婉约，或深沉厚重，深受读者喜爱，并在国际诗坛享有盛誉。她的一生历尽坎坷，饱受磨难，婚姻生活的不幸、政治命运的跌宕起伏使得其作品无论是早期的爱情诗还是中后期关注国家命运的爱国诗篇都具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关键词：安娜·阿赫玛托娃苦难诗歌创作

　　1889年，在黑海边奥德萨附近的“大喷泉”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女诗人，她就是被后世称作“哀泣的缪斯”、“白银时代的月亮”的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阿赫玛托娃的父亲曾是海军工程师，母亲出身于地主家庭，童年时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为其接触诗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之后阿赫玛托娃一家搬迁至彼得堡近郊皇村，在这个曾经孕育出伟大诗人普希金的圣地，其诗歌天赋在无形中得以发展。少年时的阿赫玛托娃是淘气、自由的精灵，像个“野姑娘”一样，在黑海边留下其自由奔跑的身影。她尽情地徜徉于书海，十一岁时就开始了自己的诗歌创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除了继承俄罗斯诗歌创作的传统手法外，还融入了鲜明的个人特色。究其原因，与其跌宕起伏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诗歌中高超的艺术手法、追求自由的思想、不屈的抗争意识都是受到了其悲剧人生巨大影响的结果，都是生活苦难浇灌出的诗艺之花。

　　阿赫玛托娃早期的诗歌大多以爱情为主题，故事的主人公多为对爱情满怀憧憬，却由于命运的捉弄而无法如愿的女性。她们被欺骗、被抛弃，但并不屈从，而是表现出女性的尊严和独立。虽然不能将诗歌中的主人公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但多少能看出其生活的印迹。诗人的第一段爱情来自于少年时期对大学生库图佐夫的迷恋，追求未果之下无奈嫁与曾为自己自杀三次的诗人古米廖夫，婚后的生活本该是幸福平静的，然而在共同生活了几个月之后，喜好猎奇的古米廖夫便远赴非洲游历。此时的阿赫玛托娃只能将苦闷的心情付诸笔端：“他在人世中只喜欢三件事：晚祷的歌曲、白色的孔雀和磨损的阿美利加地图”，却不喜欢“孩子的哭泣、马林果泡的茶和女人的歇斯底里” （《他在人世中喜欢三件事》），而她自己则像“住在挂钟里的杜鹃”一般，“在两扇小窗的窗口里彻夜守着灯火”（《我像住在挂钟里的杜鹃》），独自忍受着苦痛与落寞。诚然，阿赫玛托娃对丈夫仍然保留着“爱”的情愫，但丈夫一再的背叛令诗人对婚姻日渐失望，犹如“对太阳的思念”已逐渐淡漠，而她也如同草儿一般在萎黄（《对太阳的思念已淡漠》）。此时的阿赫玛托娃过着孤苦无依的生活，但她并未在对婚姻的失望中沉沦，生命中追求自由的天性为她指引了探寻自我解脱的道路，既然“心儿不曾锁在心上”，“你要走的话尽管走”（《心儿不曾锁在心上》），而她“再不需驯服的灵魂”，再不必“重复别人的话，别人的烦恼”（《我再不需要我的双腿》）。较之于身处婚姻的囹圄，她宁可选择在“漂泊中死亡”，她犹如一位女王，用独有的冷静和高傲俯视爱人卑微的灵魂。最终，在1918年，诗人与古米廖夫的婚姻画上了句号。

　　阿赫玛托娃的第二任丈夫希列依科是一位亚述学者、东方历史文化学家，他终日沉浸在自己的研究之中，黏土块和楔形文字似乎给予了他更大的生活乐趣，他言必埃及、巴比伦及亚述。动荡时期的生活异常艰辛，食物和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也无法得到保障，希列依科一周的薪水只够买一到两天的配给品。一向不谙实务的阿赫玛托娃不得不学会一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在找到农艺学院图书馆的工作后，她夜以继日不辞辛苦只为了换得微薄的薪水来维持生计。令人最难以忍受的并非贫病交加，而是希列依科对妻子的诗歌创作始终抱有一种厌恶的态度，甚至将她的诗歌投入茶炊里烧掉。也许他需要的只是老婆，而不是诗人。此时阿赫玛托娃的诗作不同于早期的爱情诗，哀怨、悲伤的情感化作直抒胸臆的控诉，她将希列依科的形象刻画为一个可怕的暴君：“你禁止我歌唱和微笑”，甚至“很久前便不让我祈祷”（《你总是那么神秘和清新》）。对于她来说，“丈夫是屠夫”，“家庭如监狱”。诗人的反抗情绪喷薄而出，她始终不愿意充当被驯服的角色，婚姻对她而言如同“透明的玻璃”，而她则是“鸟儿”，即使“洁白的羽翼”上被撞击出血迹，仍然在所不惜。

　　在与希列依科婚姻生活的后几年，阿赫玛托娃邂逅了自己人生中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普宁，并在爱恨纠葛中走过近十五年的时光。尽管因为介入别人的婚姻生活而在道德上备受谴责，但在当时的境况下，阿赫玛托娃别无选择。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因为“塔甘采夫”事件被捕枪决，她的一生都因此受到牵累，当局禁止她的诗作发表，她居无定所，贫病交加，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与希列依科离婚后，阿赫玛托娃住进了普宁封坦卡的寓所。普宁的专制和暴虐与希列依科几乎如出一辙，他限制诗人与朋友们来往，忌妒阿赫玛托娃在诗歌创作上的成就。在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最后的干杯》中，她承认他们的关系犹如一场悲剧：爱人的嘴巴里充斥着“背叛的谎言”，眼睛是“死一般的冷漠”，世界是“残酷而空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