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关于“人”的思考探讨(2)

　　2.感慨独立姿态的缺失

　　白话文运动对推动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但独立性缺失，使得原本一场浩荡的文学革命演变成政治运动，这章里他也曾这样评价白话文运动：

　　白话文运动带来的确乎远不只是文学形式甚至也不只是文学新精神的问题，它反映和标志着中国现代的民族觉醒；没有五四学生运动，白话文不会如此迅速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没有白话文运动，五四也不会有那样的规模、声势和影响;它们相辅相成地造成了现代史的新序幕。但是，在这个以喜剧形式出现的戏剧中，实际却蕴藏着无可逃脱的深刻悲剧：形式没有取得应有的现代独立性。

　　像白话文这样的文学运动缺的就是现代独立性，当代文学运动发展应该获得相应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归根到底要从人开始，往往在前辈那里独立性被埋没，后人更应去争取去维护。对于陈独秀，李泽厚则欣赏他既有政治激情的革命斗士精神，又有人格独立和理性光芒的人生观，陈独秀的人生观传播影响了新文化运动。李泽厚曾评价陈独秀利用西方搬来的“人权”“进化”和“社会主义”作为反传统的武器，号召建立起新时代的人生观，认为这种人生观是“何等理性、乐观、平易、清晰”。说到理性思维，李泽厚虽然对中国儒家传统的实用理性还抱有保留的态度，但是对于文化领域保持人的理性火花还是必须的，特别是对于80年代刚经历过失去理性而重新获得新生的年代特别需要理性的呼唤。

　　3.鼓励文学领域思想独立和本体情感创作

　　而对于鲁迅，李泽厚在《胡适 陈独秀 鲁迅》里对他的评价远远超过了对胡适和陈独秀的评价，既是启蒙，又超越了启蒙：

　　本文觉得重要的是，这种孤独悲凉感由于与他对整个人生荒谬的形上感受中的孤独、悲凉纠缠融合在一起，才更使它具有了那强有力的深刻度和生命力。鲁迅也因此而成为中国近现代真正最先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把他的情感化为本体，放在他的创作中，留给了人间。

　　李泽厚不像以往评价鲁迅的文章那样把他和政治与国家民族牵扯进来，他强调就是文学作品很平凡的一个东西，就是需要人情味，当代的艺术作品就应该推崇五四时期那种人本体情感，这也是鲁迅作品独立性的存在，鲁迅个人所散发的人格独立魅力的存在。总结三位大家的评价，既中肯又不失作者自己的独立思考，都发自人内心最本真的东西，也是人性真实存在。倡导不能再被制度和政治意识形态颠倒文化艺术的本质性特质，艺术有其自身的独立性，而人这个主体在与政治文化发生模糊关系的时候要清醒，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在当代展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创作所蕴含的独立性，人格独立和创作独立，只有个体在文化领域实现真正的思想独立才有利于整个民族个体多样性的发展，文化领域才不会被一元化。

　　三、弘扬正面个体主义，呼唤历史传统文化转型

　　1.辩证看待人道主义，反对抹杀个体独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慢说“西体中用”》两个篇章中都很强调人本体，李泽厚辩证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一直提倡的人道主义出现的诟病，把人道主义与人本体的关系进行辩证分析。他的《历史本体论》就指出所谓两个本体，不管从人类或个人，都以人与内外自然的关系而展开，而最终归结为历史。他有意把人这个本体归结到历史当中，把握历史与人的基本问题。20世纪80年代，人们对于“文革”的灾难反省渗入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追问，到底当代中国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适应，归根到底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没有来得及透彻的理解，甚至把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上倡导的人道主义混为一谈，把西方宣扬的个人的人道主义误用到中国实际的集体人道主义当中，把西方的人道主义解决个体的解放运用到中国实际的集体解放当中。所以，对于这些误解，李泽厚作了精辟回应：

　　人道主义强调“人”，主要是个体、个人；因此，一方面应该反对在“革命的”“集体的”旗号下种种抹杀、轻视个体性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另方面也要看到“大我”（人类总体)与“小我”(个体)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极为复杂的具体的历史行程。

　　这点上，他很清晰地理清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道出人道主义存在的一些诟病，80年代提倡的人道主义不应该是盲目的宣传，而要弄懂人道主义的本质。他看到个体存在对于时代的价值，提倡认清个体与集体的正确关系，认为个体有一种独立性和无可重复性，主张不能再用一些集体的革命的口号去附加到人道主义身上，个人的人格、个性、权利和欲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种尊重个体权利欲望的渴求，缺乏包容的心态，以自我自居，这种情况在新时期中国的发展只会成为阻碍因素。

　　2. 摒弃惯于同化的趋向，鼓励转换式传承文化

　　上文提及过“实用理性”与国民文化心理构建息息相关，李泽厚在《历史本体论》中也表述了实用理性的内涵，国人的这种思维模式还使得他们善于去同化外来文化，“中体西用”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同化过程中，我们却失去了自身有价值的独创性，也把外来文化的精髓部分误解了。我们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西体中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下提出来：

　　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作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在这种“用”中，“西体”才真正正确地“中国化”了，而不再是在“中国化”的旗帜下变成了“中体西用”。

　　李泽厚在这里是主张人性不能再这样的被动，在“西体中用”过程中，仍然可以发挥中国传统实用理性中理智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特别是要防犯西学被“中体”和“学”俘虏、改造和同化，自我意识和本体意识应该更好地维系推动社会存在这个“体”，鼓励个体多样性存在，并创造性转换本民族的优良传统：

　　改变、转换既不是全盘继承传统，也不是全盘扔弃。而是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这种改换又并不是消灭其生命或种族，而只是改变其习性、功能和状貌。

　　李泽厚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解中阐释上升到人生境界和心理本体的高度。看到了个体发展的新路子，即文化创造性转型需要改变的核心部分，绝不全盘吸收和全盘继承，重新构建当代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引导个体主义多元化发展。

　　李泽厚在著作中对于“人”的问题看法，就是对独特个性、人格魅力和思想观念的重视，无论哪个时代，都不应该被体制或政治等意识形态等所淹没；在艺术创作中，不应该丢掉个人的独立思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文化学术等思想领域都需要这种文化独立的精神存在；新时期中国应该重新提出正面的个体主义，论文发表用好实用理性思想好的一面，并且运用到传统文化转型过程中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2]李泽厚.史本体论[M].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2.

　　[3]邓野.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J]. 历史研究，1989（01）.

　　[4]李遥.历史的代价.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读后[J]. 读书，1988（01）.

　　[5]梁文道.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参见:凤凰网读书,2009-0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