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关于“人”的思考探讨

　　摘要：李泽厚的哲学著作张扬人性，剖析人性，崇尚人性，在中国美学界反响很大，他在著作中阐释了自己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文化事件、文化运动和文化人物独特的看法。本文着重探讨他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对于“人”的思考，分析他对个体主义在文化运动中缺失根由的看法，缘何提倡在文艺创作中保持人的独立性，以及新时期他倡导人这个本体如何对传统的历史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

　　关键词：李泽厚个体主义独立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经历“文革”的洗礼，思想界处于大解放的时候，年轻一代亟须打开新的视野接受新的思想。经历了被压抑的岁月，思想界引起一系列反响，这时李泽厚以他的哲学著作张扬人性，剖析人性，崇尚人性，为中国美学思想翻开新章节，注入新活力。在著作中他从一个学者的角度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浪潮中，用冷静的态度去反思评价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建立后直至“文革”结束后的大约七十年里的中国，论述中国政治与文化学术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人”如何回应80年代重提的人道主义，反思马克思主义等问题。笔者想谈的是关于李泽厚在改革的年代里，透过对一些文化事件、思想和人物的评价，去表达他对于“人”的问题看法，笔者认为李泽厚不仅在讲人道主义、谈人性，他更多的是联系当时实际，从历史维度去评价、剖析、发掘人在文化思想领域中的特点。

　　《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背景有一定的特殊意义，该书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版，是在80年代中国文化热浪潮、中西文化比较的浪潮以及“文革”结束以后文化领域的反思和重提人道主义口号的背景下出版的，并在这个大环境下阐发自己的观点。笔者认为有三点对于“人”的认识特别深刻独到，并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为主要参考和引用文献。

　　一、探寻淹没个体主义根由，正视悠久复杂历史渊源

　　1.缺失个人民主启蒙思想，文化与政治话语权力失衡

　　李泽厚认识到人在文化运动中个人主义被淹没的根由，个人提出的民主独立思想往往成为文化运动的牺牲品，文化问题容易演变为政治问题，个人提出的文化思想被扭曲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与政治之间没有了独立存在的话语权，文化思想陷入政治领域。在《启蒙与救亡》的篇章里面有相当出色的论证：

　　问题的复杂性却在，尽管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它的目的是国民性的改造，是旧传统的摧毁。它把社会进步的基础放在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上，放在民主启蒙工作上。但从一开头，其中便明确包含着或暗中潜埋着政治的因素和要素。

　　李泽厚承认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人物的民主与科学意识是“自我意识并非政治，而是文化”，政治运动使个体主义思想失去了文化独立权与个人话语权，“自我”一词带有强烈的对启蒙运动性质的思想判定，认为个体文化思想不该带上政治色彩。文化思想有一种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的感觉，文化与政治不是一种相互对话关系，而是被制衡与制衡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以专注于文化批判始，仍然复归到政治斗争中”，这种自我意识彻底地因政治而消亡，后来的“文革”也遵循着这样一个模式。

　　2.国民性格传统的固有延续，民族文化心理的特殊构建

　　掩埋个体主义思想的渊源还与千年以来中国士大夫等知识分子个体自身特点有重要关联，即固有的民族性格传统因素。历来文人内心的民族气概善于把个体文化思想与国家民族的政治建设、国家繁荣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启蒙与救亡》篇章还提到：

　　它仍然既没有脱离中国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固有传统，也没有脱离中国近代的反抗外侮、追求富强的救亡主线。扔弃传统(以儒学为代表的旧文化旧道德)、打碎偶像(孔子)、全盘西化、民主启蒙，都仍然是为了使中国富强起来，使中国社会进步起来，使中国不再受欺侮受压迫，使广大人民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争个人的“天赋权利”——纯然个体主义的自由，独立、平等。

　　民主、自由、独立平等仅仅是建立在国家利益之上，在文人看来不赋予任何个体意义，这与古代的政治环境和国民性格传统休戚相关，中国士大夫那种先天忧而忧的民族危机感在古代相当强烈，文人之士更愿意抛开自身而心系国家繁荣昌盛，这种情绪往往在国难当前显得更神圣和优先，救亡比一切都急切，往往却用错地方，文化被用来救国救民没有错，但它首先应该被用作启迪国民愚昧落后心智，而不是政治手段，这样启蒙运动的性质就被彻底改头换面了，失去了启蒙的纯粹性，特别是失去了以个体为代表的民主启蒙性。

　　李泽厚还看到了这一点，就是传统实用理性思想对个人成长的主导倾向，这章提到：

　　此外，这批旧学深厚、饱读诗书的知识者之所以能如此彻底否定传统，接受西方文化，又仍然与自己文化中缺少宗教因素，不受盲目信仰束缚，积极追求改善自己（“自强”“日新”）、一切以理性的考虑作标准和依归有关。

　　淹没个体主义的不仅仅是政治问题、国家形式，还是影响中国千年的实用理性思想。国人的遵循现实规律、尊重实际，一切以服务生活、服从生存为原则的实用思想特殊思维模式，构建了排挤个体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启蒙观念。实用理性思想又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生存法则联系起来，实用至上，生活为本，个体超前的思想存在就显得与之格格不入。李泽厚发现中国传统小农经济也塑造了独特的国民心理，“具有长久传统的农民小生产者的某些意识形态和心理结构，不但挤走了原有那一点可怜的民主启蒙观念”，李泽厚还善于从个体的心理，从传统国民经济特点，从民族性格的深层基因探讨，指出小生产者的某些心理特征也是成为妨碍个体主义存在和发展的一个特殊因素。

　　二、崇尚五四时期思想独立姿态，提倡个体从桎梏中求得自由

　　1.推崇文人的与时俱进

　　李泽厚看到个人在文化学术领域中思想独立性的可贵，这与当时80年代文化热潮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文化界刚刚经历一次浩劫，人的思想、心灵世界亟须开放，亟须从过去那种被剥夺思想文化自由的空间中逃离。在《胡适 陈独秀 鲁迅》篇章看到三位大家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学术、革命和文学中赫然的地位，认为像五四时代那些先辈们那种思想独立的姿态在当代很需要，对个体的艺术创作是提倡的。他评价胡适：“所以，胡适是开风气者。开风气者经常自己并不成功，肤浅浮泛，却具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对胡适的高度评价也蕴含了他对于那种开风气者的先贤们内里包含的一种怜悯，“自己不成功”当然有客观与主观因素，客观上受当时革命的危急形势影响，动摇自身的信念，主观上如李泽厚所说，“他企图在哲学上介绍和提倡一种认为能普遍适用的方法论，这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总的来说，在李泽厚看来这个学术思想是难能可贵的，看到了个体独立思想开风气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