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2)

　　这是一个很蹩脚的罢官理由，陆游深知真正的被黜原因是曾相当亲近之人的诋毁，具体事由无从查证，而陆游对此毫无防备也无从辩解。因此，他在《福建谢史丞相启》文中不无激愤地写道：“士于知己，宁无管鲍之情；人之多言，诬为牛李之党。......晚参戎幕之游，始被边州之寄。知者希则我贵矣，何嫌流俗之见排；加之罪其无词乎，至以虚名而被劾。”{16}又在《上赵参政启》文中悲愤道：“......迨从幕府之游，始被边州之寄。方漂流于万里，望饱暖於一麾。岂图下石之交，更起铄金之谤。素无实用，以为颓放则不敢辞；横得虚名，虽曰侥幸而非其罪。”{17}经此重挫，陆游自号“放翁”，他在《和范待制秋兴》诗中写道：“门前剥啄谁相觅，贺我今年号‘放翁’！”{18}在看似自嘲的字里行间，诗人的愤慨、心酸，溢于言表。

　　三年过去，在新的任所，诗人被“重谤伤”的隐痛，还不时地在《婕妤怨》《书感》等诗中流露出来：“......岂知辞玉陛，翩若叶陨霜。永巷虽放弃，犹虑重谤伤。悔不侍宴时，一夕称千觞。妾心剖如丹，妾骨朽亦香。后身作羽林，为国死封疆。”{19}“......楚客长号沽白璧，汉宫太息遣明妃。铄金销骨从来事，老矣何心践骇机！”{20}

　　二诗均作于淳熙六年（1179），在此前一年陆游自蜀东归抵达临安，宋孝宗便殿召对后并未重用，而是遣往闽中为提举福建路常平茶盐公事。其时困扰他的流言是指责他出蜀时“尝挟蜀尼以归”{21}（见《齐东野语》卷十一“蜀娼词”条），方回《跋所抄陆放翁诗后》中亦记载其“闻诸前辈”“放翁入蜀从范石湖，后出蜀，携成都妓，剃为尼而与归”{22}事。陆游确于居蜀时娶一妾，乃蜀人女子杨氏（见《山阴陆氏女女墓铭》{23}文）；这本属士大夫寻常之事，却被嫌隙人加以诬谤。回想宦途数年累遭谗言所毁，政治前途黯淡，陆游除了在淳熙六年九月奉诏赴“行在所”的途中，心灰意冷地奏乞奉祠外（见《奏乞奉祠留衢州皇华馆待命》诗，中有“世念萧然冷欲冰”、“耐辱岂惟容唾面”{24}句），其郁郁不得志之心绪，也只好通过借班婕妤、王昭君的酒杯，来浇心中块垒了。

　　谗言谤辞对陆游的打击还远不止如此。一年后（淳熙七年），陆游在江西常平提举任上，遇水灾而“奏拨义仓赈济，檄诸郡发粟以予民”，却因“给事中赵汝愚驳之”，“遂与祠”{25}（《宋史·陆游传》）。方回推测赵汝愚是借旧年“挟蜀尼以归”一事刁难，“赵汝愚尝帅蜀，必为此事驳放翁也”{26}；于北山先生亦由跋中所录吕祖谦与周必大函，所谓“陆放翁疏放，封驳岂为过当？方人才难得之时，其词翰隽发，多识典故，又趋向实不害正，推弃瑕使过之义，阔略亦何妨？”{27}等语，推测赵汝愚所驳应是从“疏放”处作文章；又据《宋会要辑稿》，次年（淳熙八年）三月，陆游有提举淮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之命，却为臣僚论罢，其理由是“不自检饬，所为多越於规矩，屡遭物议”{28}，又与吕祖谦所云“疏放”意合。{29}

　　直至陆游六十五岁，困扰他二十年之久的流言余毒，彻底终结了他的政治生命。《宋会要辑稿》中载：“（淳熙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礼部郎中陆游、大理寺丞李端友、秘书省正字吴，并放罢。以谏议大夫何澹论游前后屡遭白简，所至有秽之迹。”{30}对此陆游悲慨地赋诗两首，由其题《予十年间两坐斥罪，虽擢发莫数而诗为首，谓之嘲咏风月。既还山，遂以风月名小轩，且作绝句》{31}，以及“放逐尚非余子比，清风明月入台评”、“连坐频年到风月，固应无客到吾门”之句，可知陆游落职乃是无端的文字之祸，流言蜚语令其百口莫辩，索性以“风月”命名小轩，这与十三年前诗人自号“放翁”的无奈是如出一辙的。此后陆游便闲居于山阴家中，报国北归之志，再没有实现的机会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疑谤谣传的丛生杂起，固然与陆游文采风流、不拘细行有关，又何尝不是因他执着于北归之志、触及权臣利益而起！早在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陆游因直言反对朝中龙大渊、曾觌结党专权，触怒宋孝宗而失去枢密院编修官一职，被斥出任镇江府通判。于北山先生就此按道：“务观一生蹭蹬仕途，动遭白简，或有新命，中途沮格（如知嘉州之命，自福建召归中途改命江西等）；万里召还，旋又补外。其根本原因，固仍在于爱国思想与朝廷投降主张之牾，然权奸之摧抑排挤，亦幕后一重要因素也。”{32}

　　再往前追溯，陆游祖父陆佃，因正直耿介，不赞成在徽宗朝“穷治”所谓的“元余党”，致使谗者诋毁他是“名在党籍，不欲穷治，正恐自及耳！”本在元年间受到冷落的陆佃因此被莫须有的“名在党籍”“罢为中大夫”，“知亳州，数月卒”{33}（《宋史·陆佃传》），虽已谢世而仍被题名于“元党籍碑”中。陆游父亲陆宰，在靖康元年四月担任直秘阁京西路转运副使时，也因臣僚之参本而落职。{34}

　　陆游一生的宦海沉浮，以及父辈的遭遇，令其对“人言可畏”一语有着切肤之痛：权臣们为了剪除异己，不惜“拉朽摧枯，竞为排陷”{35}（《上丞相参政乞宫观启》），“仇怨造言，投鼠不思於忌器”{36}（《江西到任谢史丞相启》）。陆游毕生心系百姓社稷，可书生意气却总敌不过流言蜚语：一次次的恶意诽谤和之后的以讹传讹，不仅使他仕途屡挫，大志难伸，就连名声也难保清白。这对自幼知书达理、身怀匡复伟愿的陆游而言，应是一个终老都难以抚平的心结吧！

　　同题三首绝句，尽管亦是描写村居景致，但由于人烟稀少，只有纯真儿童相与嬉玩，诗人醉心于这片“桃源”，并不感受到现实的乌烟瘴气。只有在赵家庄，当满村人津津有味地听负鼓盲翁作场，说唱被里俗妄改的蔡中郎故事时，才会勾起诗人数十载坎坷宦途的苦涩回忆，他的郁结才会在此时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浮显出来：即便史书中对蔡中郎有相当褒赞的盖棺定论，里俗却还是混淆是非，听者也稀里糊涂；诗人虽尚健在，却无从管得他人对自己的毁誉，始终有冤情难白于当世的遗憾。诗人的这种生前经历，其实与蔡中郎的身后遭遇有何分别呢？从蔡中郎到诗人自身，从历史到现实，多少沧桑，多少无奈，诗人在为蔡中郎鸣不平的同时，也是在为自己多舛的人生慨叹。

　　三

　　在陆游写该诗的前一年，即绍熙五年（1194），南宋朝廷发生重大变故：六月，太上皇帝（孝宗赵）驾崩，光宗（赵）不肯成服被废，七月其子宁宗（赵扩）被拥立登基，改元庆元。不久，参与政变的主要人物——宗室宰相赵汝愚和外戚韩胄，因政治利益矛盾而水火不容，斗争的结果是：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庆元三年，赵汝愚系统的五十九人被宣布为“伪学之籍”，遭致贬谪。这就是对理学家造成沉重打击的“庆元党禁”。

　　陆游虽闲居家中，但因他与党籍中人如周必大、朱熹、叶适等关系较深，随时有牵涉其中的可能。陆游的祖父陆佃不就是因莫须有的“名在党籍”而被左迁亳州及列入“元党籍碑”中吗？“因此他更感觉到必须置身事外，这一年（注：指庆元元年）诗句中这样的表现特别显著”{37}，如《剑南诗稿》卷三十二所录《舟中戏书》《春晚杂兴》《自规》《闲中书事》《野堂》等诗，都是诗人所极力呈现的醉心田园、不理世事的写照。

　　然而，陆游的田园诗虽取法于陶潜，他也基于自保的考虑愿意构筑一个“桃花源”般的诗中田园；但陆游始终不能摆脱现实的种种思虑，洒脱于山水间，因他从小就树立的宏图伟愿至死不渝，躬耕田园的生活尽管轻松愉悦，但实非其意。故细细品味陆游总体看来闲适冲淡的田园诗，能够发现他字里行间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难以释怀的抑郁心结，不仅有壮志难酬的遗憾，也有仕途坎坷的慨叹。不妨略举三例。

　　陆游在罢归山阴第三年（绍熙二年）写了题为《村居初夏》的组诗，其四言村居生活之乐，是与宦途的凶险对比后得出的：“暮境难禁日月催，腊醅初见拆泥开。压车麦穗黄云卷，食叶蚕声白雨来。薄饭蕨薇端可饱，短衫葛亦新裁。宦途自古多忧畏，白首为农信乐哉！”{38}

　　绍熙四年（1193年），六十九岁的陆游仍对屡次被谤之祸心有余悸（《村居》其二）：“自笑触藩羝，人嘲失旦鸡。囊悭衣任短，山冷屋便低。宦拙谗销骨，言狂悔噬脐。自今焚笔研，有手但扶犁。”{39}

　　即便是在庆元元年，《穷居有感》诗中陆游虽自嘲仕途不顺是因“迂阔”，却难抑多次被“推挤”的牢骚：“孤村烟草暮凄迷，笠子蓑衣自架犁。生计似蛛聊补网，弊庐如燕旋添泥。人亡耆旧多时学，地废陂湖失古堤。迂阔自知无着处，敢因穷厄怨推挤。”{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