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古人酒杯,浇心中块垒

　　摘要：陆游的《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是中国早期戏曲表演难得的文学史料。但评论者往往只关注其戏曲史价值，笼统概括为观戏有感，并未深入挖掘这首诗的意蕴。本文通过分析该诗的内部结构，结合陆游的生平经历和同期诗作，认为陆游是借蔡伯喈无从管得身后毁誉一事，抒发宦途因屡遭谗言诬蔑而坎坷多舛的感慨。

　　关键词：陆游绝句深意毁誉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1}

　　这是陆游的绝句《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其四）》，因它提供了早期戏曲表演的“实况记录”，涉及表演时间、地点、表演者、形式、内容，且创作时间（宋宁宗庆元元年）与地点（诗人时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均可查，这使它具备“以诗证史”的功效，成为中国早期戏曲表演难得的史料。

　　因此评论者多关注该诗的戏曲史价值。最早如《南词叙录》所言：“南戏始于宋光宗朝，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故刘后村有‘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之句。”{2}（注：徐渭认为此诗为刘克庄所作，误。{3}）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论《琵琶记》为“今日所存最古之南戏”之一时，其证据之一便是“满村听说蔡中郎”句{4}；又有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据此诗判断“当时不仅有《赵贞女》的戏文，且有《蔡中郎》的盲词了”，因此《赵贞女蔡二郎》故事为“确知的最早的宋人所作的戏文”{5}。

　　然而历代对文本深入阐释者寥寥，多界定其为陆游闲游山村并观戏的即景描写与感叹，“富有哲理与深意”。然而陆游因何发出此种感叹？是否只因蔡邕被诬而生不平之感？并且，陆游在同题前三首所述心情甚为轻松闲适，缘何他会在第四首流露出稍显沉郁的笔调？

　　数家茅屋自成村，地碓声中昼掩门。寒日欲沉苍雾合，人间随处有桃源。

　　借得渔船溯小溪，系船浦口却扶藜。莫言村落萧条甚，也胜京尘没马蹄。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南陌且闲游。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6}

　　一

　　杨载在《诗法家数》中强调绝句“宛转变化”的重要性：“绝句之法，要婉曲回环，删芜就简，句绝而意不绝，多以第三句为主，而第四句发之。……大抵起承二句固难，然不过平直叙起为佳，从容承之为是。至如宛转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若于此转变得好，则第四句如顺流之舟矣。”{7}这就是说，绝句首二句往往是陈述性的肯定句，但第三句若仍如此，难免单调平板，甚或被批评为“半律”，如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诗被胡应麟批评是“以律为绝”、“断锦裂缯类也”{8}，因此诗人往往在第三句转换句式、语气，如变为疑问、否定等句式，引入感叹语气。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所提唐代绝句“压卷”之作——“王维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龄之‘奉帚平明’，王之涣之‘黄河远上’”{9}，均皆如此。并且，若首二句是相对独立的单句，则后两句多为句意相互串连的“流水”句式，其第三句是不能独立的：如“不知细叶谁裁出”若离开了“二月春风似剪刀”，“羌笛何须怨杨柳”若离开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其诗意是不能完足的。“流水”句式既是写作手法的变化，也是诗人心灵的跳跃，因为它使诗人主体有超越客观景象的能量，更有利于表现诗人的内心感受。陆游该诗即是如此：首二句是描述性的肯定句，第三句是带感叹语气的疑问句；第三、四句构成“流水”句式，即“死后是非谁管得”若离开了“满村听说蔡中郎”是没有诗意的。这种“宛转变化”的句法结构，令诗人得以自然地从对客体景物的描绘中跳脱出来，表达对此从发现、品味到激起感慨的微妙且多层次的主观感知。

　　首二句诗人集中于视觉画面中的形象描写，第四句则主要为听觉上的叙述，这种变化是感觉的交替，此为第一层次；且首二句选取了“负鼓盲翁正作场”的特写镜头，到后两句则是“满村听说蔡中郎”的全景镜头，外部的凝神成为内在情绪精微的导引，诗人由当前的故事联想到真实的历史，诗歌的时空借由诗人主体观察视角的变化而自然拓展，此为第二层次。

　　感觉的交替、时空的拓展离不开诗人主体在第三句融入的所思所感，这使得第四句不同于首二句的客观环境描写，而是因诗人主体的观照而具有场景欣赏与历史感叹的双重意味，此为第三层次；从特写镜头时诗人融于听众中凝神倾听，到全景镜头时诗人从听众中抽离俯瞰，通过第三句的句式、语气转换，诗人主体自然突出，强调了其意在表达其个体生命感悟，此为第四层次。

　　由此可见，这首诗在有声的外部描写下，在整体有机联系的字里行间，隐含着丰富的诗意与哲思，涌动着诗人无声的思考与感悟。

　　二

　　诗中所提“蔡中郎”故事，实为《赵贞女蔡二郎》故事，徐渭云：“即旧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实为戏文之首。”{10}据《后汉书·蔡邕列传》，伯喈为东汉名士蔡邕之字，其人因于董卓执政时拜左中郎将，故称蔡中郎。史书记载：“邕性笃孝，母常滞病三年，邕自非寒暑节变，未尝解襟带，不寝寐者七旬。母卒，庐於冢侧，动静以礼。”{11}是否有“背妇”之事不得而知，但这显然迥异于戏文所塑“弃亲”形象。元末高明大约是不忍蔡邕被诬，将该故事改编为《琵琶记》，为“三不孝”的蔡伯喈设计了“三不从”、“三被强”{12}的情节从而开脱罪名，并改易结局为除蔡伯喈父母之外的大团圆，使蔡伯喈不乏悲剧色彩的“全忠全孝”形象从此固定下来。

　　蔡伯喈身后的毁誉可谓若云泥之别，他若泉下有知，估计也会像陆游一样感慨“死后是非谁管得”！这正触动了陆游的心中块垒。编著有《南唐书》的陆游以其文史修养，素知无从预计身后是非，可他生平的经历却让他对蔡中郎的身后遭遇感同身受。翻阅其年谱可知，陆游仕途中的贬谪之祸，多是因政敌及流俗的诋毁而致。

　　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时年四十二岁的陆游任隆兴府军事通判。其年，“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13}（《宋史·陆游传》）此祸源于隆兴二年（1164）陆游任镇江府通判时，谒见了当时以右丞相身份督视江淮兵马的主战派核心人物张浚。陆游颇受顾遇，因而颇思对恢复大业有所献替。可这引起主和派的惊恐，他们对张浚极力构陷，不久张浚即被罢官，并在悲愤中于当年八月西归。其后主和派完全把持了朝政，与金达成了屈辱的“隆兴和议”（又称“乾道之盟”），对金割地纳贡。不仅如此，凡是在世的、与张浚有些交情的主战派官员，亦多被远谪，陆游即是其中之一。一片热忱却被诬蔑为是“鼓唱是非”，陆游对此只能叹道：“少年论兵实狂妄，谏官劾奏当篡殛。”{14}（《晓叹》）

　　若说陆游此次被贬勉强算是政见不同所致，那么十年之后，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的被贬之由，则尽显政治斗争的卑劣与凶险。陆游时任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司参议官。其年九月，罢知嘉州新命，“以臣僚言”“游摄嘉州燕饮颓放故也”{15}（《宋会要辑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