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有所趋,境犹未至(2)

　　然而，苏轼却偏偏自作高明，又加上了几句：“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此言不是不好，但是其境被打破了。他这么一说，完全改变了那个净明寂静的境界。

　　从行文上来说，因为有了这几句话，读者则是无法在“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这个境界上停留，更无法进入，当其尚未进入境界之时，这几句文字已经从视觉上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于是读者就被牵引而去，如同游客被心怀他意、不通赏吟的导游匆匆引走一样，真境无法显现，所以也就无从领受，竟落得个到此一游。不切当地说，如同放牧牛羊，却牵住其鼻项，任有再广阔的天空，任有再肥美的水草，哪里可得其甘旨并舒其心意，享其悠闲。牛羊受到了放牧人的限制。我们应当明白，此种境界性的文章，是不可以讲求起承转合那个“合”的。合即是有限，即是有尽。无合，却是无限，却是无尽。境界无止无尽，故以行文而论，则当有始无终，了之于不了之时。偌大天空，偌大之境，只权开罅隙，把读者引入即可。而且，这三句话，既是合，其作用又是引导读者产生思想，去思考与想象苏轼本人的心境。但若没有这三句话，读者就不会去思考想象了，而是去体悟。要知道，用心思考与无心体悟，这两者之间的境界有绝大之差异。

　　由此看出，苏轼自身尚未到其境地，故不知此下当有妙悟，不知道真境界应当是无心之体而会之，所以他才会自作主张，自显其意，将文章画上了句号，在不知不觉中隔断了读者将要得到的与天地万物相融相合的境界，隔断了读者无穷无尽的真实体悟。

　　从此以后，在此等境界性的创作之中，苏轼依然是到其界边而不前。真境地，他一生当中也没有领略得到。苏轼的一生最佩服陶渊明，特别是大加赞赏其“悠然见南山”之句。但是“见南山”之后又如何了，不尽于言也。苏轼知渊明之不着于意，而不知其不尽于言。他极力摹写陶诗，其可得乎。或许他并不知道为什么。其实相形之下，可见得陶渊明是一个仁者，而苏轼却以其智而模拟之，所以他写的诗可能他自己感觉到还算满意，但实际上二者并不能相提并论。

　　关于仁者智者问题，此处确须一提。自《论语》提出仁者智者之后，历史上曾有不少人加以体贴，亦各有所得，但是都不如荀子所述。据《荀子·子道篇》所记：“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看子路、子贡、颜渊所对，真的是到何境地便作何言。智者自知而不求人知，仁者自爱而不求人爱，所以仁者即是智者，智者也即是仁者，于此可见颜渊之大境界，故孔子许之至高。苏轼若在此三人之中衡量，当属“知者使人知己”，可与子路平坐起，绝难可望颜渊项背，亦未可与子贡共论。陶渊明即使不比颜渊，也已是会心不远。可以说，陶渊明与苏轼之间，仁者确乎仁，智者未必智。

　　以苏轼之智，知赏渊明，而境犹有未至。其追模渊明，提笔之时，早已有一个陶渊明横阻于前，这是有意为文，而不是自然成文，完全不知“悠然见南山”之境。有意为文必失之于智巧，故其智恰是不智，恰足以蔽明。陶渊明诗中所写之境完全是他生活的常态，是自然成文，非求人知。所以，苏轼仰慕渊明之为文作诗，而不取其为人，不学其为人，故难得悟入渊明之境。有其人，方有其言。若不得其境，纵使有千言万语，亦皆不似，更得难接引。苏轼尚觉某诗可比拟渊明，实在是境外不知之言。其他学陶、和陶者，大有人在，不知有几人到得其境。读陶诗虽皆感佩其为人，而不能入其真境，做不得陶渊明，故大有一间之隔。

　　实在来说，苏轼此文确有非凡意境。字数不多，自然平静。静静读来，自有寂静空明、透体澈心之感觉，也有常读常新之感，可称得上难得。但是，当最后“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说这三句话时，已是有意为文，与陶渊明已有一间之隔，这一间之隔竟然经济学论文莫可打通。吾辈只仰慕苏轼之文学雄才，不知早已失本流末。望苏轼已是高山仰止莫攀，路途远之不及，更无望陶令渊明之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