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情形的如何言说(2)

　　如果把这个故事背景置换到西方语境的话，这种极端故事所带来的伦理悖逆或许会弱化许多。因为，在西方，对生命的尊重远胜于对伦理的遵循。而在几千年中国伦理纲常等诸多规则的严密限定下，这个故事所带来的伦理意味才能够引起反复的思考。从这种比较中可以探寻出影片本身在西方获奖的缘由及其价值，《左右》选择了一个特殊而精巧的个体叙事，尝试将西方的现代性伦理观念导入到中国传统的伦理语境中，对观众而言，这是一次挑战性的思维碰撞和观念考验，但这种碰撞和考验，或许能够达到一种现代性伦理观念的启蒙。而王小帅对叙事所作的处理与编排，其目的也是能够让观众认同他在叙事中所呈现出的伦理逻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从物质形态来看，中国的生产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与生存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停留在物质经济层面，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精神面貌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反映在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愈加凸显，传统伦理道德无法解决一些因为丰裕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精神观念改观后的矛盾、不适与困惑，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际交往模式正在构建。“当代人的精神困惑及在交往问题上不断被人触及的‘合法性危机’，表征着传统文化中伦理价值的有效性已经失范，已无力解决因时代生活变化使人们在交往问题上产生的新的焦虑。”[4]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影片《左右》故事本身的价值得以显现，它能够为人们在人际交往活动和伦理行为关系方面，提供一些应对的方案与策略。罗伯特·麦基曾言：“我们对故事的嗜好反映了人类对捕捉人生模式的深层的需求，这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知识实践，而且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5]14因为“人们均渴望有一个参照摹本和富有启发性的人生经验，能够给出有效的可资借鉴的答案或解决途径。”[4]

　　三、影像叙事中的伦理诉求

　　王小帅导演的这部《左右》便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非常情感化的体验”，这种体验内在的意图，其实是导演在面对新的伦理情境之下所需要建构的人生模式的一种尝试性的探询。作为叙事结构中的重要因素，人物的性格、行为与心理表现，为伦理焦虑的最终处理提供了一个何去何从的回应。在影片的第35分钟，枚竹向肖路提出再生一个孩子，作为拯救女儿生命的解决办法；第40分钟时，肖路向董帆提出这个请求；第45分钟，枚竹为了与肖路生孩子，向老谢提出离婚。在短暂的10分钟左右的时间内，由女儿引发的事情开始变得复杂起来。两位已经离异的男女要重新生孩子，这本身是有违伦理的，而且彼此已经重新结合的另一半，都想再生一个自己的孩子。由之，影片剩下的100分钟便有了更多的叙事张力，来呈现这种叙事在复杂化之后的走向。特别是在经过三次人工授精都失败后，叙事开始走向最为极端的情境，也就是触及到传统伦理设定的人际规则和道德底线。这个时候，影片还剩下半小时的时间。董帆无法承受肖路与枚竹的决定，最终选择离婚，老谢也通过电话间接地知道了他们的行为。两个家庭，四个人物，此时陷入到伦理的最大漩涡之中。所以，在影片最后不得已为之的性爱场面中，肖路和枚竹所进行的行为是挣扎和痛苦的。

　　由之可见，导演在这种叙事的把握上，是颇有意味的。根据真实故事所作的重新编排，叙事中的伦理呈现是层层推进与步步升级的（首先是前夫血型不合，接着是三次人工受精失败，最后才被迫偷合）。而推动这种叙事的重要因素是为救女儿的枚竹，可以说，整个故事情节是因循着枚竹近乎偏执的性格而发展的。面对肖路作出决定时的犹豫和踟蹰，枚竹都是在看似平静的面孔中平缓而坚毅地说出近乎逼迫的话语，而肖路对此的回应也证明因为枚竹的性格所作出的行为是无法扭转和改变的。因为这种叙事中人物的性格存在，所以，在面对特殊伦理的困境情形时，观众在观赏剧情的过程中，能够逐渐融入其中，与叙事中的主人公一起产生焦虑，在经过诸多的人物冲突（行为与心理）和悬念之后，共同作出一种化解焦虑的最终选择，以满足伦理的需求。

　　影片的最后，镜头展示给观众的是两个家庭的吃饭场景，也就是说，在人物经历完一次逾越道德规限的行为之后，彼此似乎已经接受了这种状态的出现，并尽力回归于平常，两个家庭的生活依然继续。这就是导演最后要给出的结局，这种结局代表了一种新的伦理关系和价值秩序的构建。正如有学者的精妙概括所言：“概言之，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三股力量对传统生活世界进行了全方位的置换，推动了中国社会传统物质生活方式与人的社会存在方式的转型，业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境遇，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话语’与‘时代生存方式’。当原有价值之基被‘釜底抽薪’之后，现代化现实境遇与传统伦理本质特征的错位与矛盾凸显了出来，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伦理变迁的矛盾机制，人们在新的生存实践与交往实践中，开始构筑新的社会关系格局与人伦价值秩序。”[6]

　　王小帅在影片中给出的回应是：尊重生命价值，彰显生命意识。枚竹勇敢地作出了抉择，而老谢、肖路和董帆最终也以极大的理解与宽容接受了她的抉择，枚竹、肖路、老谢、董帆在拯救禾禾的问题上，最后达成了一致。这是不能用普遍的道德规范来评判个人在特殊境遇下的艰难选择。支撑这一抉择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是对宝贵生命的尊重，也正是它帮助主人公逾越了看似强大的伦理屏障。正如贾磊磊对这部影片的评价：“《左右》这个故事的核儿特别好，实际讲的就是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电影里通常缺少这种对人性的坚守。”[7]但是，影片最后，老谢跟枚竹提出了自己的请求，“孩子出生以后，还是咱们来带，而且，跟他们说好，不要跟别人说，就说那孩子是我的”。老谢的话语中透露出的还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之下所带来的压力和束缚。影片在最后，呈现出的是一种在主题探寻上的颇为矛盾的指涉。

　　当然，影片本身是有争议的，而有争议恰是有意义的。因为，在争议之后，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认识，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

　　参考文献：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刘小枫.引子：叙事与伦理[M]//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2.

　　[4]曲春景.观众的伦理诉求与故事的人文价值[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

　　[5]（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

　　[6]曾盛聪.伦理变迁与道德教育：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际遇中的现代性追寻[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7]王小帅，郑洞天，等.新作评议——《左右》[J].当代电影，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