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情形的如何言说

　　【摘要】 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左右》选择了一个特殊而精巧的个体叙事，尝试将西方的现代性伦理观念导入到中国传统的伦理语境中。对观众而言，这是一次挑战性的思维碰撞和观念考验，但这种碰撞和考验，或许能够达到一种现代性伦理观念的启蒙。影片在人物的身份、关系以及叙事节奏的把握方面颇有意味，借此传达出导演的叙事伦理观念，这是在面对新的伦理情境之下所需要建构的人生模式的一种探询。

　　【关键词】 叙事伦理；语境；张力；个体；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一、叙事作为一种伦理

　　最早接触“叙事伦理”一词，是在阅读刘小枫的《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一书时。刘小枫把侧重点放在伦理上，就像书的副标题所暗示的，他所要言说的是现代性伦理的叙事体现。虽然没有对叙事伦理进行学理上的梳理，但就他在引言中的大致界定以及其后的涉笔而言，所谓的“叙事伦理”指的是相对于理性伦理的具体伦理诉求。在刘小枫看来，伦理学自古有两种：理性的和叙事的。理性伦理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普遍道德伦理，它探究一般的道德法则和人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叙事伦理学不探究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遵循的基本道德观念，也不制造关于生命感觉的理则，而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个人经历的叙事提出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1]4也就是说，通过叙事“触摸生命感觉的个体法则”，言说“道德原则的例外情形”。

　　刘小枫认为“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过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道德的实践力量是理性伦理学所没有的”。刘小枫还把现代叙事伦理分为两种：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和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大叙事还是个体叙事都在围绕个人命运“呢喃”，不同的是，前者“实际让民族、国家、历史的目的比个人命运更为重要”，后者“只是个体生命的叹息或想象，某一个人活过的生命印痕或经历的人生变故”。二者都有教化作用，前者是“动员、是规范个人的生命感觉”，后者是“抱慰、是伸展个人的生命感觉”。而刘小枫意在张扬的，便是自由主义的个体伦理。[2]

　　诚然，叙事伦理中的个体行为的丰富性展示与伦理道德的复杂化呈现，实际上是更为重要的东西。而真正的文学艺术作品应当是关注个体伦理并且反对进行单一的道德结论，因为“我们如果始终根据善与恶这类大的抽象概念去思维，那就永远无法理解什么是价值和哪些经验是最有价值的”[3]52。叙事只有在“偶然”的“细枝末节”之中，在感性的世界中发现伦理规则。也因此，叙事不仅作为一种讲故事的方法，还能够呈现一个人的在世方式，叙事作为一种伦理，其所关注的是人类道德中的特殊状况或意外事故，是个人命运的波折沉浮。

　　中国当代电影需要重视叙事伦理的表现，尤其是其中的生命关怀和灵魂叙事，而电影导演，则是要成为真正的灵魂叙事者。这样的作品，不是在现实的表面浮光掠影一番，更不是只在喧嚣之下浅尝辄止的触及，而是能够表现出生命的宽广、丰富和驳杂。而对善恶、是非以及道德判断，也绝非简单停留在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伦理规范中来进行界定和评说。其中，王小帅导演的《左右》，可以说是面对特殊伦理的“例外情形”下的如何言说的一种探寻。

　　二、影片《左右》的伦理问题表现

　　影片《左右》直接取自一则报纸的新闻报道，据导演王小帅介绍，自己是在看到《成都商报》上的一篇关于电影女主角原型阎英的事迹报道后，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的。影片讲述的是一段真实而又离奇的、细小而又特殊的家庭事件：人到中年的售楼员枚竹与设计师老谢被告知久烧不退的女儿得的是绝症白血病，对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而言，这绝对是一个突然而沉重的打击，母亲枚竹不得已求救于已同空姐董帆结婚的前夫、建筑承包商肖路，希望他能帮助作一次骨髓移植，但是后来因为血型不合而不能进行。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枚竹决定同前夫通过人工授精再生一个孩子，以便用新生孩子的脐血来救活女儿。

　　在国人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极端化的叙事，枚竹为拯救自己的孩子，其行为起点是符合道德伦理规范的，但拯救生命所采取的方式则是有违伦理的。正像电影在主人公之一的老谢所说的那样，“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种事世界上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接受的了”。不过，这种事情，也只能算作一个“偶然”的“细枝末节”，是排除在“人民伦理的大叙事”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伦理叙事。但是，这段个体叙事，其对传统家庭伦理造成的冲突、挑战甚至是忤逆，是显而易见的，内在蕴含着独特而丰富的伦理意味，传达出导演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伦理诉求。

　　相较于故事原型，改编后的电影在保留下故事核心，即为了拯救病儿与前夫怀孕再生小孩之外，最大的两处变动是：一处是把故事的人物关系复杂化了。在现实里，阎英夫妇都没有再婚；电影里则设置了两个再婚家庭。另一处重要的改变就是对人物的身份做出了较大改变。现实中的人物来自贵州，是一对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跑货运的夫妇；而在电影里则将故事背景放在了北京，剧中人物分别设置成了房屋中介人、工程师、建筑承包商和空姐。王小帅对故事所作的两处改动，其实都意在强化对伦理的诉求和表达。

　　首先，设置成两个再婚家庭之后，电影叙事中的这种人物关系构建出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人际伦理网络，也因此在面对的生命与伦理的困境之时，不同人物的言语、情绪、心理、行为选择等都能得到完整的呈现，多种叙事伦理更加丰富了戏剧的张力，同时也为人物塑造奠定了基础。而在这种叙事的推动下，伦理的问题才得以成为表现的重心。

　　其次，将从未受过多少教育的跑货运夫妇置换为房屋中介人、工程师、空姐、建筑承包商等具有明确指涉和限定的身份，这些在影片叙事中的身份都具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即属于生活在都市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出现，是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密不可分的，而这种群体是当下的，是与传统的、旧有的思想伦理与价值观念有一定区别的。也就是说，导演将伦理问题放置在一个“现代性”的中国语境，传统的伦理规范已不足以解决当下的现实困境，面对新的问题时，伦理与生命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怎样处理？从电影的片名来看，“左右”正是反映了这种困惑和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