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回归(2)

　　逃离土地把自我与故土的距离拉开，便能更冷静地重新审视土地对于农民的意义和价值，更清醒地认识到土地早已经融入地之子的血脉之中，他们在城市中是注定的孤独者。《两程故里》中逃离土地的村人们，随着广木的归来都回了家，“广木死了，仿佛是迎头给他们每人打了一棍子，都被打晕了，也都被打醒了，都跟在广木身后走回来”。受活庄的残缺人带着满身的

　　伤痕，迈着沉重的步伐，也在毛枝婆的带领下回到了自己的村庄。《和平战》中的郁林其也在生命走到终结时，有了强烈的回家愿望，“从哪里走出来，也该回到哪里去。那里有他的老娘，有父亲留给他的舍”。《中士还乡》中的中士在演讲团的优秀表现使他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当他欢欣鼓舞地回到连队时，得到的却是队友因为羡慕妒忌而抛给他的冷眼和疏离，中士因此对复杂的人际关系、钩心斗角的军营生活产生了莫名的抗拒和排斥，最后带着对田园般恬静安然生活的设想，中士还乡了。

　　曾经的逃离大军浩浩荡荡地回归土地是令人震撼的，带着寻求家园、慰藉灵魂的希望回归故土，却发现出走后的回归和心中的设想出现了无法弥补和逾越的鸿沟。两程故里在经过一番由死亡带来的洗礼之后，回归的村人们又开始选村长，人性对权力的渴求，必然会让历经过经济化大潮的人们再次萌生尔虞我诈、

　　钩心斗角的念头。《中士还乡》里的中士因为没有立功和入党，让他在回乡后更加的烦心和苦闷，妹夫的一句“要是你能入党当支书，妹嫁给瞎子瘸子都成”，让中士从对还乡的美好想象中落入了现实。《和平战》中的郁林其原本想回头再去体验一下村姑李妮子的温情，可感受到的却是被城里妻子抛弃，又被农村旧相好瞧不起的尴尬。他也试图在李妮子身上找到乡土的温暖和安慰，结果发现她身上透露出的农村妇女的丑态让自己难以忍受。

　　这种充满反讽意味的结局，对逃离与回归故土进行了双重否定，进而说明逃离之后的回归也只是一场徒劳的跋涉罢了，注定是失望于城市后再次失望于故土。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农村劳苦人该何去何从，究竟该如何摆脱进退两难的境地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和无奈，引人深思。

　　三、在两难境地中凸显出双重文化心态

　　农村里的天灾、疾病、饥饿、落后、贫穷等成为了不可否认的事实，伴随着苦难而来的就是逃离，但是又能“逃”向哪里？城市的物质文明、财富名利并不属于他们，没有城市根基和背景，想在城市立足是何其难。《受活》里的“集体逃离”是由生存压力而产生的原始愿望和本能，面对他们的回归，可以想得到出走后的失望会在回归的土地上继续。《年月日》中的千古大旱，让人们不得不选择携家带口大逃荒，只有先爷选择坚守这片土地，用生命守护下唯一一株玉蜀黍苗，但是谁又能保证当干旱再一次到来时，还有人会像先爷一样坚守农民的根基？《大校》中汪洋在对自己的逃离做反思时也说道：“在我的全部个人奋斗史中，先是为了逃离土地，继而逃避婚姻，甚至就是为了每月有一份工资，每天有一碗好饭。”整个过程都离不了一个“逃”字。《黄金洞》里的老父亲在儿子的逼迫下依然不能离开“桃”，一方面是对“桃”美色的依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桃”能把黄金卖出全村最高的价格，对美色和金钱的贪欲让他无法自拔。

　　土地的多难和贫瘠、城市的安逸和富足，把农村人吸进现代都市的大旋涡，而回归土地之后的种种不适与不满，极有可能把这些回归的游子再次推出去。除了现实中存在的两难境地之外，灵魂的安放也是人生的一个重大课题，肉体在城与乡之间漂泊无依，灵魂也只能随波逐流。《大校》中汪洋最初逃离土地的原因，就是为了终有一日可以为家庭争脸争光，他在部队前途一片光明，表面看来似乎这一切让大校年少时受到创伤的灵魂得到了抚慰，可“汪洋对耙耧山脉的情感早年就像母亲亲手给入籍城市的儿子穿上千层底的布鞋，弃之不忍，穿之违心”。大校对父亲身上的那种农民性

　　有着发自内心的看不起，因为父亲是一个“想妻渴地”的逃兵，可事实上，尽管他对父亲瞧不起，对妻子逃避，对哥哥鄙夷，对葬礼烦躁，对耙耧山脉有种种的不适应，也不能把自己的灵魂彻底地与这片土地割离开来。在与哥哥一番激烈的言辞交锋后，他本可以愤然离开，回到发射基地去实现他的理想和抱负，可他还是无法割舍下那一份浓于水的血脉，最终汪洋还是向耙耧山妥协了。试图逃离的灵魂还是不得不选择回归，耙耧山和发射场像两个反方向的巨大吸盘将汪洋的内心撕裂，无论选择哪一方，都逃不开另一方的折磨和蹂躏。

　　韦勒克说过：“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⑤阎连科是乡村中的农民，同时也是城市中的市民，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作家。他身上有着农民的根系，有着市民的经历，还有着知识分子的使命感。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他，便有“农裔城籍”作家身上特有的双重文化心态，一方面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但不会忽视农村里的弊端和农民遭受的苦难；另一方面肯定着城市的优越性和发达，也对城市光鲜外表之下的自私、黑暗、残酷做了深刻的批判。在阎连科看来，“我们童年时代或者青年时代，离开土地好像觉得特别困难，当真的有一天离开的时候，你会发现回去也非常困难。离开完全是一种物质的离开，当你回去，就是一种精神上的回归。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了。真正从农村出来的人。其实永远进不来也回不去。这是一种两难境况”⑥。双重文化心态让阎连科的创作充满了现实与理想、逃离与坚守、批判与崇尚的巨大张力。他将自己感受到

　　的现实，用自己的方式展示在读者面前，用博大的爱和宽广的胸襟来书写这片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

　　读阎连科的作品可以让人们得以静下心来反思自己走过的路，观照内心最真实的渴望。在一次演说中阎连科提到，他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由于城市化快速扩张膨胀而感到“失去家园”的苦闷和恐慌，这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内心，他能做的只有奋力书写劳苦人的命运和生活，用他的现实和他的主义来记录下他眼中的乡土中国。

　　① 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 我的主义——阎连科文学对话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

　　② 刘保亮：《论阎连科小说的城市崇拜》，《学术交流》2001年第4期，第182页。

　　③ 喻双：《现实人生的荒诞图解——论阎连科小说〈受活〉》，《读与写》2008年第5期，第41页。

　　④ 徐莉、张柠：《阎连科乡土世界的双重构架》，《苏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89页。

　　⑤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38页。

　　⑥ 姜广平：《“直觉比一切价值判断都好”——与阎连科对话》，《莽原》2002年第5期，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