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唐诗选注》评介(2)

　　第三，诙谐的平民化语言与学术思维相结合。在前言中，就可以看出葛教授语言的谦虚幽默，善用比喻，在介绍作者生平时他也常引用一些轶事，如在介绍孟郊时，为了让读者体会“苦吟”，他说道：“难怪后人画孟郊像时单凭读诗的印象就把他画成了瘦骨嶙峋的叫花子模样，全然不顾他多少还是一个小官。”又如在描述韩愈以文为诗时写道：“文体的互相越界其实是常见的现象，诗歌也曾侵犯过散文的领地（如赋），但散文犯规越界侵入诗歌疆域却是第一次，维护诗歌王国纯洁性的人对韩愈公然蔑视规则挟裹散文大举入侵的行为不能不表示愤慨，因为韩愈‘以文为诗’几乎要到了颠覆诗国的地步。”读者读来会心一笑，诗人形象风格、艺术主张及地位意义了然于胸。

　　用轻松的语言驾驭全书反而更显学术价值是《唐诗选注》的最大特点，葛教授不仅运用了知人论世和比较的批评方法，更在言语间直接或间接地传递了很多宝贵的学术思想。其一，具有考辨精神。葛教授不论是讲述轶事还是对诗句进行鉴赏都旁征博引并且注明古籍出处，在谈到一些有争议性的观点时，都举出例证加以评说，并没有太多主观下定义的句子，体现了其治学的严谨态度和考辨精神。如介绍沈期时写道：“沈期和宋之问并称‘沈宋’，以创建近体诗律而闻名，但是把这桩诗歌语言形式变革的功劳完全安在他们头上多少有些不妥”，接着葛教授举出了《新唐书》《唐音审体》来说明“沈宋”创建近体律诗这种说法的来源，又分析了这种说法的不准确之处，引用了《兰丛诗话》《说诗语》《读雪山房唐诗序例》《围炉诗话》《唐才子传（卷一）》《诗镜总论》等一系列诗话和诗歌作品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二，从鉴赏学角度提出“鉴赏艺术有时只是一种感觉”，再举王翰《凉州词》“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催”字为例，葛教授列举了李白《襄阳歌》、韩《赠张千牛》、王昌龄《从军行》、李颀的《古塞下曲》等诗作中“催”字的意思，并分析了意境后提出：“但是这里的‘催’字并不需要这样寻根究底的解释，‘催’字本身就有弹奏的意思，这琵琶声是凄楚的塞下曲在催人出征，还是欢快的劝酒歌在促人痛饮，这都无关紧要，反正后两句那种悲凉中带豪爽的无可奈何情调已经定下了这乐声与酒味的基调。”其三，在文学批评方面提出了很多掷地有声的观点，如：“后代人以后代的审美习惯对古人诗歌挑挑拣拣虽免不了越俎代庖，但也常能披沙拣金，时代的距离有时会给人以隔膜误解，但有时也会给人以冷静与公正。”又如：“有时候一个诗人在诗史上的意义并不仅仅取决于他的诗作是否经久不衰代代传诵”，即一个诗人的诗如果没有被代代传诵或许是因为不琅琅上口，但是他的诗作中体现的划时代的新特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不能只从一个角度去定义诗人在诗史上的地位，而是要全面考察。其四，从语言学角度对诗句进行疏通鉴赏。在对王湾的《次北固山下作》的鉴赏中，葛教授详细地介绍了“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两句诗为何是倒装，从押韵、意象、主宾以及炼字“生”和“入”的角度详细鉴赏其用法带来的效果，强调读者体验。类似于这样的诗作鉴赏，与其说是校注，毋宁说是“申论”，这是其他唐诗选注本没有关注到的方面，倒装句式，句子的主谓宾成分的分析，为疏通句意和鉴赏意境提供了新的角度。

　　总之，《唐诗选注》一书，是将批评鉴赏、疏通字句意义、补充文化常识、梳理文学史发展、展示诗歌继承借鉴关系熔为一炉，在保证选注本基本风貌的基础上进行注释鉴赏工作的丰富和创新，给读者带来了新的阅读体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1} 葛兆光《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过去选唐诗的标准是“好”，挑“好”的不是毛病，可是这种选法仿佛选“劳模”，劳动模范虽好，但他不一定是“代表”，于是还有一种选“代表”的方法，即按照诗史的轨迹与诗人的特色挑选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2} 葛兆光：《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前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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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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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钱锺书.谈艺录（补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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