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唐诗选注》评介

　　摘 要：在作者生平介绍上，葛兆光教授充分体现了知人论世的原则，在人物介绍里穿插对诗人的褒贬评价，从人物性格角度分析其作品风格成因，及对文学史发展的作用，在注释鉴赏上，重视运用比较法。在写法上，诙谐的平民化语言与学术思维相结合，具有考辨精神。他还从鉴赏学角度提出“鉴赏艺术有时只是一种感觉”的观点，并从语言学角度对诗句进行疏通鉴赏，为疏通句意和鉴赏意境提供了新的角度。

　　关键词：《唐诗选注》 创新 诗歌鉴赏

　　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整理工作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从“选”的角度讲，从古书中选取最精粹的部分编为选本，有助于读者从宏观上把握所要了解的时期或个人文学作品的精华；从“注”的角度讲，能够从微观上理解典籍的内容，疏通文意。以唐诗的选注工作为例，寻常的选注本，在选文上一般遵从选择“经典”，即不是一时流行而是能传之久远的，或者是具有代表性的，即能够代表某一诗人创作风格的，或是能够代表文学史发展界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诗作。某些选本因为要考虑读者群，所以会选择更具有针对性的作家和作品，难免会遗漏某些同样具有文学史代表性但是不符合阅读群体的作家作品，如《唐诗三百首》之中就没有选择李贺的诗。在注文上，寻常内容都是开头交代作者的生平、有关的轶事、作者的风格特色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大致疏通文意。葛兆光教授的《唐诗选注》则为唐诗选注工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形式，即在寻常所注内容的基础上，加入了对诗作的赏析、意象意境的分析以及从文学史角度来进行横纵对比鉴赏，从中国古典文化的角度进行阐发，语言优美，分析透辟，可谓艺术性与学术性兼具。

　　《唐诗选注》共收唐诗二百八十首，凡七十八家。在选诗标准上遵从的是选“劳模”与“代表”兼采的双重标准加个人偏好。{1}在注释上“加入了一些帮助读者阅读理解与欣赏的文字，对诗歌语言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引征了一些资料指出它们的沿袭、影响及语义演化，有的注释里对诗歌意境作了比较繁琐的分析，引征了一些诗句进行对比，指出诗意与语言的发展，有的注释里对诗歌句法作了一些语言学评介，并指出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差异，有的注释里引述了一些古代人的分析与评论”{2}。以下就其学术价值和特点具体展开评介。

　　首先是诗人小传，葛教授充分体现了知人论世的原则，在人物介绍里穿插对诗人的褒贬评价，使诗人形象更饱满丰富，而不是扁平形象。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引出诗人的创作风格，从人物性格角度分析其作品风格的成因，及对文学史发展的作用，言简意赅。如在介绍王勃时说道：“初唐四杰的行为出乎常理不够本分，如王勃为沛王的鸡作‘斗鸡檄文’，卢照邻写乞药钱的‘乞药值文’，骆宾王更写了惹火烧身的《讨武檄》，所以裴行俭说他们‘浮躁浅陋’，何况他们还时时有些人们看上去颇‘恶’的举动，卢照邻的自沉、骆宾王的造反违背了当时的道德规范，不免还属于扬才炫己、奔竞浮躁一流……似乎有心理缺陷了。但是缺陷使他们免于千人一面的平庸，浮躁使他们不甘于众口一词的无聊，尤其是他们都有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悲愤、极为倔强浓烈的个性和满肚皮的牢骚，恰恰是这种悲愤的情感使他们的诗涌动着一种其他人没有的气势……他们的坎坷经历拓宽了初唐诗的表现领域而使诗歌承担了更广阔的责任和义务。”这种对作者的评说和分析是寻常选注本所不具备的，是一大创新，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诗人的气质和其诗风的成因。

　　其次，在注释鉴赏上，重视运用比较法。葛教授在诗句的注释中采用了比较的方法来进行鉴赏，如王绩的《野望》中写道：“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在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中也选了这首诗，在注释中只写道：“牧人：一作‘牧童’。犊：本为小牛，此处是牛的泛指。”中华书局《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卷》也选录了这首诗，但对这一句根本没有做注。因为此句在理解上并没有什么障碍，但是葛教授从鉴赏的角度分析到：“这两句不光是写乡村黄昏景象，而且是用‘返’‘归’二字反衬自己‘徙倚欲何依’的彷徨与‘相顾无相识’的孤独。”又列举陶渊明的诗句为例，认为在田园诗的写法上，“返”“归”这种字词的用法是一种继承和发扬，更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寻找精神归宿和家园的深层意蕴。

　　类似这样的比较，在《唐诗选注》中是贯穿始终的，葛教授甚至多次列举了《红楼梦》中以诗论诗、以诗论人的情节来进行分析鉴赏，生动形象，深入浅出，直指人心。此外，还用比较各版本注释的方法解释词义，如王翰《凉州词》：“欲饮琵琶马上催”，在解释“催”时列出两种解释，一是以音乐劝人饮酒，一是催人出征，继而结合诗境分析“催”字的意思，而不是单独给出一个自认为合理的解释去强迫读者接受。还有诗人之间的比较，例如王维、孟浩然的比较，韩与李商隐的比较等，将诗人的写作风格、传承和借鉴关系进行梳理，透彻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