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狐”写《聊斋》(2)

　　还有《陆判》，蒲松龄着重描写的是朱、陆二人的友谊，比如二人通宵豪饮，抵足而眠，陆为朱换心，为朱妻换头等。但是，小说的后半部分不自觉地游离了主题，转而开始描写朱氏亡魂悉心教子以及朱氏子孙的荣华显达等内容。汪曾祺在改写的时候，保留了换头、换心等离奇的情节，却删除了与主题无关的节枝。汪曾祺还删除了一些血腥的细节，比如朱尔旦老婆换头之后早起满脸血污的场景。这样一来，文章就“干净”了很多。小说最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写到朱妻换头之后，感觉到身体和脑袋的不协调，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迷惑。这样一来，小说由原来的男权意识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多了一层意味。结尾朱尔旦老婆提出的疑问“我们？”发人深省，这样的“留白”引人深思。

　　此外，《聊斋新义》其他篇章也都有这样的特点，《蛐蛐》（原名《促织》）、《捕快张三》（原名《佟客》）等总是以提炼主题，净化情节，结尾“留白”为原则，这使其改写的小说带有汪曾祺自己的味道，在小说中营造出一种别样的意境。

　　三、汪曾祺的艺术探索

　　李陀认为汪曾祺小说的美学特征在于“意象的营造，就是在现代小说的水平上恢复意象这样一种传统的美学意识，就是使小说的艺术形象从不同程度上具有意象的性质，就是从意象的营造入手试图在小说创作中建设一种充满现代意识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⑩确实如此，汪曾祺改写的《聊斋新义》和蒲松龄的原作相比，少了沉郁顿挫，而多了一点洒脱和诗意。这大概就是他和蒲留仙的区别所在。

　　汪曾祺喜欢淡化痛苦，总是化逆境为顺境。当年他莫名其妙被打成右派，别人都怨声载道，他却觉得是“三生有幸”。在新时期大家都欢天喜地庆祝平反的时候他因为写了“样板戏”还得接受审查，成为“怀疑对象”。为此他在家大发脾气，“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11}即使这样，他在《自得其乐》中只是说：“运动中没完没了地写交待，实在是烦人，于是买了一刀元书纸，于写交待之空隙，瞎抹一气，少抒郁闷。”{12}政治上给他造成的痛苦就这样被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也许就是他的个人气质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所以他在写作的时候总是用笔描写那些优美的风俗和健康的人性。他的行文好像一条小溪，缓缓流动着，遇到一棵小草都要停下来，抚摸一下，然后又汩汩地向前流去。可以说他不是写文章，是在写意境。

　　汪曾祺1940年代步入文坛，1980年代才重新拾笔，在文学史上打下一片江山。从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他只写了一本薄薄的《羊舍一夕》。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史上的“空白”，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空白”。他自己也注意到了文学史上的“断裂”现象，在《谈散文》中他指出：“中国文化有断裂。有人以为‘五四’是一个断裂，有人不同意，以为‘五四’虽是提倡白话文，而文章之道未断，真正的断裂是四十年代。”{13}所以，在“文革”结束后，人们掀起“伤痕”、“反思”思潮的时候，汪曾祺却带着他的诗意小说走入了人们的视野，给人们带来惊鸿一瞥。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在晚年提笔重写小说的时候，他是带着被压抑的热情来进行创作的。他从小受到的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以及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受到的现代文学大家的专业培养，在新时期终于找到了喷发口，它们一齐从他的笔下喷涌而出，并一发不可收拾，形成“晚翠”的风景。在《后记》中汪曾祺写道：“我想做一点试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14}而他所说的试验大概就是要“打通”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命脉，使小说既具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思想。也可以说，他是想通过改写《聊斋志异》把当代文学和传统中国文学续接起来，老先生的用心原来在此。

　　在《七十抒怀出律不改》中汪曾祺满怀期待地写道：“假我十年闲粥饭，未知留得几囊诗。”如果能多给他一点时间，也许他会把已开笔的《聊斋新义》写完，会摸索出“打通”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方法。可惜，好时候来得太晚了。

　　① 段春娟、张秋红编：《你好，汪曾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100页。

　　②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67页。

　　③⑧{14}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页。

　　④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503页。

　　⑤⑥⑦⑨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页，第238页，第239页，第235页。

　　⑩ 李陀：《意象的激流》，《文艺研究》1986年第6期。

　　{11} 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2页。

　　{12}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五）》，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1页。

　　{13}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3—3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