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狐”写《聊斋》

　　摘 要：1987年至1991年间，汪曾祺创作了系列小说《聊斋新义》（共13篇）。他在“小改而大动”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净化主题，在旧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现代意识，并通过“留白”手法安排一个余韵悠长的结局，形成他小说特有的诗意境界。他通过这次试验试图“打通”当代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命脉，使小说既具中国特色，又有现代思想。

　　关键词：汪曾祺 《聊斋新义》 诗意 “打通”

　　贾平凹曾经说：“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①他从汪曾祺的小说中感受到了唯美倾向，看到了汪曾祺的野狐禅气。而且汪曾祺是在六十岁带着《受戒》重返文坛，以其老练、脱俗的文笔为我们打开了小说创作的新境界，接上了鲁迅开创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所以，说他是“老精”并不为过。

　　汪曾祺真正与狐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因为他改写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1987年至1991年间，汪曾祺陆续将《聊斋志异》中的一些篇章改写成了当代白话小说《聊斋新义》。他遵循“参以己意，使成新篇”的原则，从哲学的高度，审美的角度对其中的13篇小说进行改写，在旧小说中融入了自己的现代意识。他在“小改而大动”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净化主题，并安排一个余韵悠长的结局，形成他小说特有的诗意境界。

　　一、《黄英》的改写

　　《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呕心沥血之作，他满腹的无奈和情思，“出于幻域，顿入人间”②，借花妖狐媚描出隐曲的衷情。

　　在蒲松龄原作中，《黄英》一文有两条线索，一明一暗，交叉进行。明线即黄英，寓意菊花中的精灵，是高洁的象征。黄英这个人物是在与马子才的对比中刻画出来的。马子才是迂腐书生的代表，他嗜菊如命，却不善种菊，标榜陶渊明的清廉高洁，以贩花经商为耻。作者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嘲讽，在马子才与黄英的两次思想冲突中蒲松龄刻画了一个俗不可耐的附庸风雅之人。而黄英作为马子才的对立面被蒲松龄塑造为完美人格的典范，既有陶渊明之高风清韵，又有勤劳经营之美德。在两者的对比中，作者为读书人在求仕与隐逸之间勾勒出一个折中的、安然守节的人生归宿。

　　然而，汪曾祺在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把原来的主角马子才换成了陶生，突出了“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这一主题。对于马子才，汪曾祺很厌恶，他说：“我不喜欢马子才，觉得他俗不可耐。”③于是，汪曾祺删去了原作中马子才与黄英结为夫妇的情节，大概他认为庸俗虚伪的马子才不配和貌若天仙的菊精黄英结合。这样改写，固然超越了蒲松龄小说才子佳人的俗套，但其着墨较多的关于黄英和马子才的观念冲突被削弱了，同样蒲松龄表现的“自食其力不为贫，贩花为业不为俗”④这一主题也被淡化。

　　同时，汪曾祺挖掘出了《黄英》这篇小说的暗线，提取了“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要义，并由此而生发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的现代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汪曾祺借陶生之口两次点出小说的主旨。第一次，马子才偶遇陶生，说自己找到了两芽佳种，陶生却对他说：“种无不佳，培溉在人。人即是花，花即是人。”⑤第二次，马子才看到陶生将自己丢弃的残枝败叶拾掇回家，培植成了目所未睹的奇花异卉。便问他是用什么法子把花种成这样的，这时陶生又说：“人即是花，花即是人。花随人意，人之意即花之意。”⑥这时的马子才还是似懂非懂。最后，小说以陶生化为短干粉朵，带有酒香的“醉陶”，黄英永远不老为结局，暗示了陶生、黄英都是菊花，最终揭示了“人即是花，花即是人”的主题。

　　蒲松龄本是通过这条暗线，说明养菊之道的真正用意，并非在菊，实是在人。人才并不是生来就是“佳种”，关键在于培养之法。一些被世俗抛弃的人并非无才，其中多有耿耿之士，沉沦下层。蒲松龄的用心实惟良苦，联系其生平遭际，我们更能体会他怀才不遇的痛苦。然而汪曾祺改写的《黄英》虽然发掘出了“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主题，却忽略了蒲松龄小说沉郁的倾诉，转而在小说的意境方面下功夫，营造了花人合一的诗意境界。

　　在《黄英》结尾汪曾祺写道：“一年又一年，黄英也没有什么异状，只是她永远像二十来岁，永远不老。”⑦这样的结尾是余韵悠长的，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无穷的遐想空间。这种手法和国画中“留白”相似，所以叫小说“留白”。这使汪曾祺改写的《黄英》成为了一篇纯美的诗意小说。

　　二、《聊斋新义》其他篇章的改写

　　汪曾祺改写的《聊斋新义》读起来很美，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原作主题的提炼，对情节的净化，以及小说结尾“留白”手法的运用。这在他改写的其他小说中也可以反映出来。

　　蒲松龄原作《瑞云》的主题是“不以媸妍易念”，汪曾祺认为“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瑞云之美，美在性情，美在品质，美在神韵。不仅仅在于肌肤。脸上有块黑不能损其全体”⑧。所以，在改写的时候汪曾祺把原来的道德意识改换成了审美意识。为了配合这一主题的转换，他对小说的情节也做了改动。瑞云脸上的黑斑缩小，不过是“左眼的上下眼皮都黑了”，原作中“丑状类鬼”的可憎细节也被连根拔去。并且，汪曾祺去掉了原作瑞云自轻自贱的语言描写，换成了“我脸上有一块黑”，“难看么”，这样凸显了作者的审美意识。汪曾祺认为“和生多事”，于是他在改写的时候增加了这样一个结局：“瑞云觉得他的爱抚不像平日那样温存，那样真挚，她坐起来轻轻地问：‘你怎么了？’”⑨这个结尾非常精彩，用“留白”的手法给读者留下了思考的空间。读者在读完这篇小说也会轻轻地问一句：“他怎么了？”整篇小说好像笼罩着一团氤氲的雾气，有一种朦胧的诗意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