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建构

　　摘 要：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浙东乡土小说是由浙东民间文化滋养孕育而生的，其生成与发展机制带有明显的浙东民间烙印；而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事象、民间语言、形象谱系等又原生态地描述和传扬了浙东民间文化的特质。研究浙东乡土小说，只有深入乡土社会内部对其原生态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历史的审视，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判断，从而显示浙东民间文化中文明与愚昧既互相冲突又互相纠缠的一面。

　　关键词：浙东文化 民间 乡土小说

　　一、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的双向互动

　　不管作家如何标榜自己的客观中立态度，有一点必须肯定： 真正的文学创作都是作家生命的结晶，其对生活内容的取舍、对结构模式的选择、对思想情感的处理、对叙事节奏的掌控，都或多或少地受制于其文学观、审美观及其最基本的创作态度。{1}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作为一种“文化模式”，“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对人的影响力很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2}作家尤其是乡土小说作家都是“地之子”，他们的创作或多或少会受到故乡民间文化的影响，民俗事象、民间语言、形象谱系等民间文化形态的入文，能使作品更接“地气”。乡土小说作家们都有一个安放灵魂的“乡关”——民间，“民间情结”是他们身上一种共同的无意识的深厚情感，浓郁的乡情别绪流露的正是作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民间的一往情深。可见，以此为透视点来观照民间文化对乡土小说生成与发展机制的影响，可以更好地深入作品的内核，揭橥其地域特色。

　　浙东乡土小说作家与民间文化有着内在的精神关联，民间文化是他们创作中共同的内源性基因，民间立场是他们共同的美学追求，他们通过对浙东地域特定的生活方式、乡民的生存状态以及浓郁的民俗风情等民间生活内容的指涉，展现和思考民间文化与文学创作这一根本性的母题。同时，他们的笔触不仅揭示乡民的愚昧麻木、故乡的封闭落后，而且也展现民间的风姿和鲜活的生命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民间文化和浙东乡土小说之间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二、浙东乡土小说的民间文化背景

　　（一）刚硬劲直的“山岳气”和宁静平和的“水性格”的互动相制。以生态视角来梳理浙东文化特质，大体可以分为“山文化”和“水文化”两类。前者粗犷、刚毅、朴厚、深沉，稳健如泰山之不移；后者阴柔、善变、奔放、兼容，灵动如幼鹿之机敏。{3}浙东大地背山面海，故古越初民“水行而山处”，既具有刚硬劲直的“山岳气”，突出表现为“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刚健、雄强的一面；又具有宁静平和的“水性格”，突出表现为“以柔克刚”的柔韧、婉约的一面。受制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浙东民间文化兼具粗犷坚硬的“山岳气”和细腻柔婉的“水性格”的双重特质，两者的互动相制构成了受其滋养而产生的浙东乡土小说的两种最基本的创作范式：一是乡土批判，通过对乡村封建宗法制痼疾的鞭挞，使浙东的陈规陋习受到作家道德化的审视；一是乡土眷顾，通过对乡村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描绘，使浙东的山容水态得以情致化的描述。两者在相互指涉中共同折射出了浙东民间文化的独特内涵。{4}

　　（二）励志图强的“远传统”和求真务实的“近传统”的合流共生。浙东一域历来刚毅之风延展。其最早的精神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越王勾践为洗雪国耻、意图复国而位卑屈膝、忍辱负重。待臣吴返越后，又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养精蓄锐达二十年之久，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功，终而一雪前耻。这种坚韧自存的精神在历史迁衍中孕育成了浙东的强悍善斗民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5}。如果说励志图强是浙东民间文化的“气”，那么，求真务实则是浙东民间文化的“魂”。受制于“近传统”的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人文品格在浙东人中是作为基因密码一脉相承的。王充认为“天道自然无为”，自然万物的变化不会因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天人感应论”其目的在于为“君权神授”制造迷惑民众的舆论；以吕祖谦、陈亮、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注重“事功”，反对空谈“义理”，强调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王阳明提出“心即理”，要求人们克服私欲、恢复天理，达到“良知”的极限，并倡导“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知行合一”论；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持“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权平等思想，视封建君主为独夫、民贼，认为君主制度是天下不安之根源。这种“求真务实”的理性精神，深潜在浙东民间记忆结构中，不时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浙东人施加深层影响，受滋养于此地民间文化的浙东乡土小说作家自然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拿起手中之笔，站在启蒙立场上批判民间的歪风陋习，审视乡民的精神疾苦。

　　三、浙东乡土小说中的民俗事象

　　在今天社会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文化、社会、人三者的紧密关系被人们越来越关注。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规律性联系对于社会文明的构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民俗文化正是在这样一种实际需求之下而被重新认识和定位。{6}在小说中，这么带有意味的事象也展现了民间生活的风姿。

　　（一）婚姻民俗。浙东乡土小说作家往往通过表现婚俗的野蛮来对封建宗法制社会加以批判。在作品中，作家们既展示了为死人举行婚礼的“冥婚”和“典妻”、“借种”、“入赘”、“招补床老”等旨在延续香火的多种婚姻形式，又介绍了再醮婚和冲喜等残酷剥夺妇女幸福的习俗。王鲁彦在《菊英的出嫁》中写到的“冥婚”，也叫结阴亲、阴配等，就是为死人办婚事。小说中的菊英的娘对女儿疼爱有加，虽已阴阳两隔十余年，但女儿的婚事仍然是她“十分的心愿”。吉期近了，她身上的老毛病竟然也在忙碌中突然好转了。虽是阴亲，但菊英的出嫁仍然遵照浙东地区的“十里红妆”习俗，无论是首饰、衣服，还是卧具、家具，样样不缺，菊英的娘甚至还随了十亩良田。王鲁彦在小说中细写了婚嫁队伍，对此，苏雪林曾评赞道：“我们未读到仪仗中的菊英的棺材而先读这些描写时谁不被作者巧妙的笔所欺蒙呢？”{7}许杰的《赌徒吉顺》讲的是“典妻”习俗。吉顺在走投无路之际，以八十元钱将蒙在鼓里的妻子典给了当地富绅陈哲生。此前虽也有过思想斗争，但最终还是“金钱”占据了上风。柔石后来在《为奴隶底母亲》中继续了这一题材，深挖了浙东民间的劣根性。许钦文的《老泪》中，彩云的唯一人生目标就是延续香火，无论是“借种”，还是“入赘”、“招补床老”等，都是为了替夫家留丁。他的《鼻涕阿二》中还写到了再醮婚，在封建伦理道德中，寡妇再醮是要被人看轻的，它违背了“一女不嫁二夫”的传统习俗，因而再醮者将承受莫大的精神压力。许杰的《出嫁的前夜》写的是“冲喜”习俗，目的是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婆婆。这种种愚昧而野蛮的习俗，反映的是妇女价值的廉价和对妇女权益的漠视。

　　（二）信仰民俗。一直以来，浙东地区迷信盛行。反映在浙东乡土小说中，则是王鲁彦笔下的吃香灰治病，许杰笔下的民间禁忌，许钦文笔下的求神拜佛、超度亡灵，巴人笔下的迎神求雨。在苦难的生活和封闭的环境中，浙东乡民因为无法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因而只能求助于神明。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中，因患了白喉的菊英不肯吃西药，菊英的娘便带她来到万邱山求药，以为有了“神明保佑”的香灰能祛除疾病，终而导致了菊英的英年早逝。在《河边》中，明达婆婆在生病时也只相信在菩萨神像前供奉过的香灰能治病，甚至还以此来宽慰自己的儿子。许钦文的《老泪》中，作为母亲的彩云首先想到的是给患了热病的女儿明霞吃香灰，最终为明霞求的上上签也没能救下她的性命。对此，她只是叹气说：“原来她的寿命早已注定，菩萨的上上签无非是宽宽心的！”在半仙给她推究想尽办法仍未能延续子嗣的原因时，“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的回答虽使她不得要领，但她还是很佩服，仿佛还“觉悟”了，自慰地说：“我费尽好心的对待我的儿子、儿媳妇，现在他们反当我老不死的讨厌东西了。不过这样也好，如果我前世欠他们，今生偿了也好，否则反正来世总会偿我的。”正是这种“因果报应”论作为无形的约束规约着人们的行为，使她们坦然于今生所受的灾难和病痛，转而将希望寄托于来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