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图书馆的渊源

　　摘 要： 康有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主张维新救国，变革图强，深受国人的敬仰。康有为的一生与我国图书馆事业有着很深的渊源，是近代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探索者，他开办“书藏”，游历各国图书馆，为创建中国近代图书馆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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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明夷、更甡、西樵山人、游存叟、天游化人，晚年别署天游化人、广东南海人，人称“康南海”，是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书法家和学者，著有《康子篇》、《新学伪经考》、《欧洲十一国游记》、《广艺舟双楫》等。

　　一、推崇西方的学子

　　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年纪稍长后便专精涉猎，博采旁搜，以至于在30岁时，几乎读完了著名的中国古代典籍群书。除了阅读中国传统典籍以外，康有为还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及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的译书，大大拓展了视野，从而产生了了解西方、了解世界的强烈愿望。从此，康有为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他所能得到的西方书籍。

　　1879年，康有为游历了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这次香港之行使他开始真正接触西方文明，深刻认识到西方文明确实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出于强烈的时代感和救国的责任心，康有为愈发刻苦地阅读西方书籍。这些书籍对他后来领导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是西方书籍引领他走出封建的封闭思维，也是西方书籍使他看到中国摆脱困境的希望，这极大地影响了他后来开办“书藏”及领导维新运动。

　　二、开办“书藏”

　　1882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乡试，但是没有考取。回来时途经上海，他购买了大量西方书籍，学习了西方传来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初步形成了其维新运动的思想体系。1888年，康有为再一次到北京参加乡试，第一次上书光绪帝，请求变法，但是并没有成功。1891年后康有为为了宣传其维新变法思想和培养变法人才，租借广州“邱氏书院”作为讲学堂，创办了万木草堂。“书藏”是万木草堂的藏书室。草堂主要为康有为家藏之书，部分为学堂弟子捐的书籍，最盛时多达万余册。康有为还设置了书器库监督，让学生管理图书，提出学生可随时到“书藏”看书，“书藏”的书也可借出阅读。康有为还发动学生帮助他编书。在编书的过程中，学生分书分卷，认真摘录，编辑成册，存入“书藏”，这些都很好地培养了学生利用图书和选择资料的能力。

　　“书藏”一词并不是康有为首创的，早在清朝嘉庆十四年（1809），当时的浙江巡抚为了解决“好学之士，半属寒酸。购书既苦无力，借书又难”的困境，在杭州灵隐寺大悲阁后建立了一个藏书所并亲自书写“灵隐书藏”四字匾额，同时制定了《书藏条例》。阮元说：“《周礼》宰夫掌官契以治藏。《史记》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藏书曰藏，古矣。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收藏之与藏室，无二音也。汉以后曰观、曰阁、曰库，而不名藏。隋唐释典大备，乃有《开元释藏》之目。释道之名藏，盖亦披儒家之古名也。明侯官曹学佺谓释道有藏，儒何独无？欲聚书鼎立，其意甚善，而数典未详。”故有“书藏”一说。

　　康有为非常重视开办“书藏”，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强胜，主要是因为其国内各学会繁多。康有为推广图书馆，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人才，他认为这样才能强国。

　　三、创立学会图书馆

　　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得知《马关条约》的签订，于是联合1300多名举人，上万言书，即“公车上书”。当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得到光绪帝的赞许。7月，他和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不久又组织“以讲中国自强之学”的强学会，并成立“强学书局”，供人阅览。1895年11月，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提出“开大书藏”主张：“乾隆时敕建文汇阁于扬州，建文宗阁于镇江，例准士子就读，经乱散失，遗书无多。此会拟宏辟区宇，广集图书。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庋至多。今合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收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其各省书局之书，皆存局代售。”[2]197这曾得到各省督抚的捐款，甚至连英美公使及北京书商也愿意捐助图书馆。“书藏”所具有的强烈的“开放性”和“启蒙性”使它在当时以一个特异的形象伫立在书林之中，同时这种“开放性”随着康、梁社会影响的扩大而日益放大，其对新式图书机构的示范作用是很大的。强学会建立后，各地学会大量建立，比较著名的有保国会、苏学会、金陵劝学会、扬州医时学会、武昌质学会、常德明达学会、衡州任学会等，这些学会均以“开民智”为己任，学会中几乎都有藏书机构，有的学会甚至规定“会中讲堂及藏书庋器之所，必不可无”。[3]这些学会都出现于维新变法期间，将维新运动推向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