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哲伦戏剧跨文化创作思想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跨文化视角，采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解读华美剧作家黄哲伦代表作品《新移民》《蝴蝶君》《金童》的创作思想；剖析作者在异域语境中，在不同种族的艺术传统、欣赏习惯之下，从寻觅少数族裔身份到谋求异质文化对话，再到超越种族文化界限三个创作阶段的发展轨迹；阐释剧作家跨文化融合的创作主旨与风格，以及赋予作品多元文化因素所蕴含的时代意义。

　　关键词：跨文化 身份建构 平等对话 文化融合 文化超越

　　华美剧作家黄哲伦，是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华裔二代移民。离散漂泊的处境、深植于心的民族情感，使他的作品在经历了身份寻觅、谋求对话、文化超越的思想衍化过程之后，终于站在超然的立场，提出了解决文化冲突，进行平等对话，实现文化融合的构想与方案，为消除异质文化间的隔阂与误解、促进不同文化族群间的相互理解，为进行有效的文化交流与沟通提供了启示。特别是黄哲伦在其作品中大量融入了东西方戏剧、文学、艺术的多元表现手段，创作出众多鲜活生动的舞台形象，不仅对于烘托、阐释作品的主题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更为多元文化在“和而不同”基础上的文化融合提供了范例。黄哲伦的作品直面东西方不同的自然观、历史观与异族之间的关系，紧紧抓住人类体验情感时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凸现文化的普适性与差异性，生动地揭示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征，折射了美国戏剧文化的发展与演变。

　　一、《新移民》——文化身份的困惑与觉醒

　　《新移民》是黄哲伦1979年初涉剧坛的第一部作品。美籍华裔的双重文化身份，使黄哲伦具有社会边缘人的独特经历。黄哲伦从切身体验出发，通过少数族裔个体命运与异域环境的冲突来寻觅、界定华裔群体的文化身份属性，表达少数族裔的群体呼声，这是他在戏剧创作中的首次尝试。

　　剧作以新老移民之间的矛盾冲突为焦点，通过先后来到大洋彼岸的三个华裔青年戴尔、格蕾丝、史蒂夫身陷寄居国主流文化边缘的遭遇，形象地刻画了FOB甚或ABC们，面对歧视与孤独，承载着来自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巨大压力以及价值观失落的极度痛苦，在身份的不断寻觅中重新界定自我、寻求文化认同的觉醒过程。揭示了一个族裔个体只有在异域环境与语境中受他人排挤时，才会反诘自己是谁；一个族裔群体在遭遇异族时，才会体察到自己民族特征的客观真实。以戏剧特有的张力，解析了几代华裔身份寻觅中的疑问与困惑。引导具有不同文化身份特征的观众，对如何界定少数族裔在异域环境中的文化身份产生反思。

　　文化身份不是一种本质，而是一种立场，是黄哲伦创作《新移民》的思想基点。为表达这一创作初衷，黄哲伦借用中国京剧武场的锣鼓击打方式，通过剧中代表华裔群体三个不同类型人物的对白，烘托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截然相反的立场和激烈的对立态度，隐喻着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冲突与碰撞。比如，黄皮白心的香蕉人戴尔，他如西方列强般对“FOB”持有固化的刻板印象，认为他们笨拙、丑陋、呆头呆脑，简直和《鼠与人》中的兰尼一样，所以他百般阻挠表妹格蕾丝与初到美国的史蒂夫交往。而坚守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史蒂夫，强烈的民族自尊使他以关公作为精神图腾，从中汲取力量，并大胆地向戴尔发声抗议：你无权这样对我。作者以戴尔和史蒂夫的冲突，反衬格蕾丝在现实生活中的深刻领悟：无论是“ABC”还是“FOB”，在主流文化叙事的濡化之下，不同的仅仅是在本土归化中与美国文化的融合度，即便族裔个体对自身文化身份持有不同认识与理解，但无法逃避的是西方视域覆盖下被边缘化的文化身份和弱势处境。

　　为突出戏剧主题思想，并使各层面观众易于接受，黄哲伦以感觉与参照为标示，来探寻、界定文化身份的内在尺度。他将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差异，置换为戴尔、格蕾丝、史蒂夫之间的认识差异，力图借助华人族裔内部矛盾与冲突的戏剧性，引领观众认清少数族裔身份的认同障碍，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与冲突的本质，是对华裔身份认识的固化。并据此提示观众：身处异域语境包围之中的少数族裔，即便在“失语”状态下，也应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双重身份，以及文化身份属性的可变性。

　　文学的创作形式是在特定的文化心理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作为一名初涉剧坛的华裔青年剧作家，黄哲伦虽然在创作思想上尚显懵懂与稚嫩，但首次创作，即在《新移民》中把跨文化研究的侧重点，放在少数族裔文化身份的可变属性以及如何重新界定的主题上，独具匠心地采用西方戏剧外皮包裹些许东方元素的隐喻方式，把边缘群体作为主要角色放置到西方舞台中央，巧妙地谴责种族隔离与暴力，抨击东方主义观念对亚洲人的偏见与歧视，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在思想领域为描写、证实和高扬其行动而付出的全部努力。那个民族就是通过这种行动创造自身和维持自身生存的”① 客观真实展示给观众，从而有效地解脱了族裔群体因为不知如何表征自己而背负的重重压力。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这个命题的创新与突破，使《新移民》1980年初登纽约莎士比亚戏剧节舞台，即成功进入西方主流社会视野，引发美国媒体与华美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当代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曾给予此剧高度评价：“舞台上的公众之中，有我们的姿态，有我们的声音，有我们的乡音，有我们自己的面孔……我们很骄傲，我们是坚实的整体。”②亚裔美国学者埃丝特·李（Esther KimLee）在《亚裔美国戏剧史》的分析中也总结了《新移民》一夜成名的原因，其一是“美国的主流文化观众和华裔美国观众都很容易接受这部戏剧”；其二是“视觉上的中国元素满足了主流文化观众对亚裔美国戏剧的期待”③。

　　二、《蝴蝶君》——文化间的博弈与对话

　　如果说《新移民》是以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为主线描写东西方文化冲突的，《蝴蝶君》则展现了剧作家在突破少数族裔身份迷局，建构平等对话平台方面更为宽泛的创作视野与思想境界。

　　1986年5月11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一则有关法国外交官伯纳德和中国旦角男演员时佩普因畸恋引发的间谍事件。这则事件的报道引发了黄哲伦极大的创作冲动。为完整表达挣脱文化差异束缚，开辟平等对话路径的创作意图，作者以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以及时佩普事件为基础素材，描写了一个对东方女人怀揣征服欲的法国外交官伽利马，因误识东方文化，一厢情愿地将京剧旦角演员宋丽玲作为自己的蝴蝶夫人，最终走向毁灭的故事。

　　《蝴蝶君》的独到之处在于作者透过文化冲突的视角，将其力图突破西方对“他者”话语长期屏蔽与拒听的创作思想，隐含于整个创作的各个环节，使异族文化在起伏跌宕的碰撞与博弈中，解构了刻板的“东方主义”思维定势，构筑了平等对话平台。

　　首先在剧情设计上，作者沿袭西方固有的欣赏习惯，从《蝴蝶夫人》中提炼叙事手法，重组了与《蝴蝶夫人》戏剧发展走向雷同、戏剧冲突相似的故事；同时跳出西方戏剧模式与框架，利用新的参照和文本碎片的生产性，勾勒了与《蝴蝶夫人》殉情对象截然相反、殉情话语如出一辙的故事结局。如《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因爱情破灭自杀前“宁可怀着荣誉而死，绝不受屈辱而生”④的悲叹，《蝴蝶君》中的伽利马，当幻想被现实击碎自尽时，“死于忠贞比活着……带着耻辱活着要好”⑤的哀鸣。但同样的殉情，却被剧作者以性别隐喻的方式注入不同的思想内涵，巧妙地对西方视东方为女性的霸权主义思想给予了彻底颠覆。

　　从性别错位入手，将《蝴蝶君》与《蝴蝶夫人》的人物关系倒置，是剧作家将东西方文化关系放置平等地位的大胆尝试。黄哲伦的流散经历，使其深谙种族的特性虽然深深地印记在人们的身上，但人类的情思却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作者在《蝴蝶君》中，依据时代的同步性，着力刻画了和平克顿一样夜郎自大的伽利马。他们同样在自我意识中对神秘的东方充满幻想，同样将东方女性视为蝴蝶进行玩赏，同样狂傲地拒听她们的话语诉求，但与《蝴蝶夫人》中巧巧桑爱情悲剧不同的是，《蝴蝶君》中伽利马的悲剧是深陷在自我编织的幻梦中无力自拔。正如伽利马自己所说：“你向我展现了你真实的自我。而我所爱的就是谎言。”⑥从而使观众体味到伽利马蝴蝶梦的幻灭，实则是西方对东方刻板印象的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