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炉》《变形记》和《判决》中的“中介形象”(2)

　　卡夫卡极其罕见地亲自在日记中对《判决》做了一番阐释，用他自己的话便是“……这个故事（指《判决》）就像是合乎规律地从我身上生出来的满身污浊的孩子，只有我能用手伸向这个躯体。”{4}在一大段科学观察似的剖析中，最核心的部分便是关于那个远在俄国的朋友的：“这位朋友是父亲与儿子之间的联系，他是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的地方······现在，故事的发展表明，从这共同点，从这位朋友身上，父亲突现出来，并作为对立面在格奥尔格面前出现了……这个共同之处全堆积在父亲的周围……”{5}而在致费莉丝的信中，卡夫卡进一步解释了这个角色在作品中的作用：“那位朋友很难说是真实的人物……故事也许只是围着父子二人转圈，那位朋友的不断变化的形象恐怕正是反映父子关系在视角上的变化。不过这一点我也没有把握。”{6}结合作品文本中的重大转折可见，那个远在俄国的朋友并非是作为一个实际的人物在作品中存在的，他是格奥尔格父子之间的根本矛盾得以浮出表层的契机旋钮。如果没有他，整个故事就不会发生，格奥尔格可能还有很大的机会去掌握住自己生活的走向。他的行为或者说变化也只和格奥尔格父子双方有关而和他自身无关，他本身并不掌握话语权却以特别的方式分配话语权。用卡夫卡的话说，这个角色形象的变化指示着看待同一件事情的视角上的变化。谁拥有这个视角，谁就拥有做出判决的权力。与其讲这个角色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不如说他是一个符号式的容器，里面装着与生活权力相关的化学物质。因而“在俄国的朋友”这一角色可以被定名为“中介形象”——通过他发挥中间介质的作用，父子二人被牢固且深刻地联系在一起，而且二者所占有的生活能量发生了激烈的互相转换。换言之，“中介形象”的功能就是触发儿子与父亲一方的交流冲突，并且作为核心动力推动作品主题向最终的目标飞跃。它立于父子关系的公式中间，不是作为运算的内容而是作为一种运算符号起作用，是作品情节得以成立、推演以及得出结论的关键所在。

　　三

　　在《司炉》和《变形记》中，司炉和“甲虫”同样是发挥着“中介形象”的功能而运行在“儿子”与“父亲一方”的关系中间的。司炉和“甲虫”触发父子双方的对立关系的产生，这一点已不需赘述。仅仅通过作品的题目就可以明白，如果没有司炉和变形后的“甲虫”，这两篇作品就根本不会存在。

　　《司炉》的视角转变是在小说的后半段，当卡尔固执地为司炉据理力争时，司炉却在众多船上的权威们面前打起退堂鼓——司炉不仅认可了权威们的观点，并且着急地祝贺卡尔喜获有权有势的“新父亲”。故事至此，视角就完全从卡尔即“儿子”那里转移到权威们即“父亲一方”，卡尔向自己亲生父亲证明自己能力的尝试失败了，却必须跟随新的父亲前往充满疑虑的未来。小说的最后卡尔提出疑问：“眼前的这个男人（卡尔的舅舅）究竟能否在任何时候代替司炉呢？”{7}而在小说的前半段，司炉不仅粗野强悍，在控诉自己遭遇的不公之时也字字铿锵。卡尔一开始正是以“强悍的司炉”的视角来看待船上的事务的，并且认为真理就在司炉这一边，这一视角导致他敌视船上的权威并拥有了莫名的自信和勇气，仿佛他自身遭遇的不公平也得到了确证。

　　《变形记》的视角转变则出现在当格里高尔的卧室房门终于打开的时候，房门打开之前主要是格里高尔自己的辩白。在格里高尔的思绪中，他全家的生活以及未来的希望都寄生在他的艰辛的销售工作之上，全家人都关注着他却不一定关心他。他醒过来后就意识到了自己的变形，但他对这身体只有一些怀疑却没有任何的惊恐，甚至在几次尝试之后慢慢地适应起新的行为方式来。而在房门打开，众人终于看到了一个怪物之时，视角不得不转移到“父亲一方”。首先是父亲激烈地压制他并慢慢地恢复精力，重新穿起了类似军装的制服开始工作，然后妹妹也由同情哥哥逐渐转变为父亲最好的帮手乃至最终的判决者，而母亲自始至终都是以无能软弱的面貌出现的。到最后，格里高尔不仅反过来由家庭的支柱成为肮脏的寄生虫，而且变成了影响一家人正常生活的毒瘤。《变形记》的特殊之处在于，视角转变或者说权力转换的起始是激烈的但随后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且“儿子”与中介形象即“甲虫”是神形一体的，甲虫是形，而格里高尔的精神世界是神。在“中介形象”内部也发生了某种换位，一开始格里高尔的人的精神是“儿子”，甲虫形态是中介形象。随着家庭中的能量的转移，也就是格里高尔慢慢彻底野兽化，甲虫成了“儿子”，而格里高尔的精神世界变成了“虫”与家人之间的中介形象。等到格里高尔自己也善良地认为“甲虫”已经让一家人的生活苦不堪言的时候，他也如“甲虫”选择站在了父亲一方，积极地去消灭“甲虫”其实也就是他自己。

　　然而，就像卡夫卡向费莉丝坦白的那样，他也没有把握确定“在俄国的朋友”的形象究竟在作品中意味着什么。在日记中，卡夫卡提示出在写作这个形象的时候，他想到过一个朋友，还想到过自己在国外的舅舅；同时他又认为这个形象不是一个实在的人物而是精神层面的抽象物。司炉和“甲虫”的情况又何尝不是如此。卡夫卡对执着于追问卡尔的原型到底是谁的雅诺施说：“……我不描绘人，我只讲故事。这是图像，只是图像而已。”{8}本雅明将物理学家和卡夫卡进行比较，而卡夫卡正是在用形象来进行推理。卡夫卡使用同一个公式对类似的实验对象进行了三次运算，他将实验结果秘而不宣，但给世界留下了包含着独创性的实验方法和宝贵的经验资料的实验过程记录。

　　{1}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九卷，第六卷），叶廷芳、黎奇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7页。

　　{2}{6} 高年生主编：《卡夫卡文集》（增订版，第四卷），祝彦、张荣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第18—19页。

　　{3}{7}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九卷，第一卷），洪天富、 叶廷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第77页。

　　{4}{5} 叶廷芳主编：《卡夫卡全集》（全九卷，第五卷），孙龙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第243页。

　　{8} 卡夫卡口述、雅诺施纪录：《卡夫卡口述》，赵登荣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