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苏轼的政治悲剧(2)

　　又如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中特辟《洛蜀党议》一章，详尽记载此事：

　　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方司马光卒先，百官方有庆礼，事毕欲往吊，颐不可，曰：“子于是曰哭则不歌。”或曰：“不言歇则不哭。”轼曰：“此枉死市叔孙通制此礼也。”二人遂成嫌隙。

　　由以上论述可知，在司马光去世后，围绕“敬与不敬”的问题，古板守旧、泥古拘方的程颐遭到了苏轼严厉的戏谑与不屑。一句“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极为精当，堪称妙语的评价可谓于诙谐幽默的谈笑间，将程颐的缺点表达得一针见血、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苏轼的一句戏言，直接引发了众百官的哄堂大笑，程颐的面目难堪、无地自容。苏轼作为一名天才级的大诗人与踌躇满志的政治家势必与守旧泥古、惟恭惟敬、迂执琐屑的理学家程颐具有一种迥然不同的人格气质、政治见解和人生态度。苏轼用机智幽默的语言对程颐不留余地地抨击与挖苦，完全符合他耿介直率的性格。而这种让苏轼本人拍手称叫、大快人心的情感抒对于程颐来讲，却是一次终身难忘的奇耻大辱，他对苏轼的恨是必然的，与此同时，以程颐为首的蜀党更是对苏轼恨之入骨，将其视为必须拔除、杀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这就不难理解，由最初的苏、程二人愤懑不释、宿怨难解直接导致的“苏轼策题之谤”，并以此为导火索诱发的愈演愈烈的“洛蜀党争”了。可以说，“洛蜀党争”对于苏轼的伤害是极为深重的，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又为政治付出了惨痛的血的代价。他耿介直率的性格，刻意挑衅程颐在前，身陷政治斗争当中，在没有给政敌程颐留有一丝喘息余地的同时，也没有给自己留有丝毫退路，他已自断后路，不能再全身而退。自“策题之谤”后，苏轼已然惹祸上身，并且殃及身边的门人，深感力不从心的苏轼调离京师，又一次前往杭州。但“树欲静而风不止”，他的原离京师并没有让他自此远离政治的浓烟炮火，元■九年，苏轼的政治守护神宣仁太后逝世，在政敌全力的排挤与打压之下，苏轼即获外放。先被从杭州调为定州太守，然后被贬惠州，最后流放岭南，谪居儋州。

　　试想，如果苏轼能在第二次重返朝廷之时，学会隐忍，适当地收敛自身因耿介直率的性格所表现出来的张扬外露、嫉恶如仇、敢说敢骂……是不是就会有另一番柳暗花明的政治局面？即使没有他的一句戏谑也终不能阻止洛蜀二党的争斗和厮杀，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明哲保身的苏轼可以在自身能力范围内不受党争的波及，拥有更多的时间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在其位谋其政治，造福社稷；或者他可以在羽翼尚未丰满、不足以完胜政敌的情况下，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以备在时机成熟之时绝地反抗，给予政敌以致命的一击；又或者，他可以选择相对含蓄的言语进行内心的阐释，相对弱化的语言可能不会让程颐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进而对苏轼的怨恨也不会如此之大，之后苏轼遭到的政敌打击也或许就不会那么大……但是耿介直率的苏轼偏偏不会为求自保，咽下要说的“真言”。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小不忍，乱大谋”，“逞一时的口舌之快”，他的“虽万千人吾往矣”让自己活得潇洒坦荡，却也自此丧失了自己的政治壁垒，进无门，退亦无路。由此，我们联想到苏轼曾在《贾谊论》中别具慧眼地写道：“夫才之难所以自用者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这种观点正确与否姑且不论，但苏轼意在从主观内因去探析贾谊的“不遇”已是一个全新的思维与角

　　度。沿着苏子匠心独运般的巧妙构思，从探求自身内因的维度出发，解析苏轼自身的“不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因“洛蜀党争”被贬惠州不仅仅是“二党道不同，互相非毁”等纷繁错杂的外因促使，更是自身性格让其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不能很好地规避性格中的弱点，进而让万丈雄才为“不慎言”所累、难以有施展平台的内因所致。

　　诚然，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让他在血雨腥风的政坛吃尽了苦头，撞得头破血流，或直接或间接地演示了他命途多舛的一生，但若是他真的如上文所述能够很好地规避自身性格的弱点，学会适当的“合时宜”“明哲保身”“趋利避害”“隐忍收敛”……恐怕也就不是那个魅力无限、追求彰显“真我”的苏轼了！正如《宋史·苏轼传》最后一句精彩的论赞所言：“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是的，“不易其所为”，才是真正的万古风流苏东坡！

　　① 林语堂.苏东坡传[M].张振玉译.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198.

　　参考文献：

　　[1] 苏东坡.苏东坡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86.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黎靖德.朱子语类[C].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