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苏轼的政治悲剧

　　摘 要：碰不喜欢的人和事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的耿介直率性格成就了苏轼的人格之“真”，更是其富有永恒文化魅力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也正是这种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云波诡谲的复杂政坛，不仅不能适当的趋利避害、明哲保身，反而因树敌过多终招祸患。本文在高度肯定、赞扬苏轼人格的前提下，对其耿介直率的性格进行相应的解读，试图阐释其性格与他一生宦海沉浮、屡遭贬谪，仕途异常艰难的内在关联。

　　关键词：苏轼 耿介直率性格 洛蜀党争 政治悲剧

　　苏轼的《自题金山画像》是他在饱经半世沧桑苦患、辗转漂泊、忧愤惆怅、九死一生，归回到金山所作。诗中云：“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从中可以看出苏子很强的自嘲意味，却也恰如其分地写出了贬谪的政治失意生活给苏轼一生带来的巨大创伤和深重苦难。他一直在北宋激烈的党争漩涡中挣扎，徘徊于无限风光和极度的无奈中，起起伏伏；游离于“隐”与“仕”的边缘，患得患失；最后在血腥、残酷的政治斗争中，终难逃中国古代文人“道大难容、才高所累”“腹背受敌、一生凡九迁”的宿命。究其原因，既有北宋王朝政治制度本身“先天营养不足、后天畸形发展”，统治者在建国之初就制定“先本而后末，安内必先攘外”的基本国策导致党派斗争异常激烈和由党派斗争引起的“党同伐异”“喜同恶异”等诸多客观原因之外，还与苏轼因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总是让自己置身于“众矢之的”“不合时宜”的危险境地有着密切的关联。苏轼耿介直率的性格就是“不伪、不饰”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让具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苏轼无论是在人格修养、待人接物、诗文创作，乃至风波险恶的仕途都追求“真我”的最高境界。在苏轼身上，“真我”的显著体现就是“说真言”和由“说真言”所致的“不慎言”。对此，他深有体会，很有自知之明，他在《密州■厅题名记》中说：“余生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腹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之乃已。”又如其弟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其于大，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处。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而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苏轼的“真我”主要体现为“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的政见抒发。

　　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苏轼受到了非人的折磨与羞辱，然而惨痛的政治打击并没有让他丧失对生活的热情，相反，他用自己强大的心灵力量，走出了政治的阴霾，完成了心灵的超越。他努力用理性去释散内心的痛苦，用超然旷达去平息心中的种种不平。正如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苏东坡现在过的是神仙般的生活。黄州也许是狭隘肮脏的小镇，但是无限的闲暇，美好的风景，诗人敏感的想象，对月夜的倾心，对美酒的迷恋——这些合而为一，便强而有力，是以使诗人的日子美满舒服了。”①虽然政治的伤痛不免让他有如惊弓之鸟，逐渐地由锋芒毕露的积极出仕转向佛老心态的谦退之道。但是从林语堂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此时的苏轼，活得是那么的痛快自在。渡尽劫波的苏轼已对政治斗争的戕害心有余悸，不想再涉足中央权力的中心，能够在地方完成自我的一番逍遥云游、为百姓多做一些实事才是他的心中所愿。但是命运弄人，宋神宗驾崩之后，其母宣仁太后当政，即诏司马光回朝，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北宋王朝的政治进入“元■更化”时期。就是在这个时期，苏轼急剧得势，走向了他政治生命的巅峰，由代罪之身的犯臣一跃成为炙手可热的政治宠儿。仅仅在他到达京都的八个月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官级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离担任宰相仅有一步之遥。极尽荣耀的苏轼本以为自己可以大施才华、治国安邦、辅佐君王平定天下大事。只是，谁也不曾料想，这一次的飞黄腾达似乎是为了下一次跌得更重。厄运披着幸福的伪衣，带着不怀好意的幽默，伸出手，无情地将苏轼再次推向了政治的黑暗无底深渊。这一次，他被贬惠州，是距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后的第十一个年头。自此之后，苏轼的政治生命近乎消磨殆尽、再无起色，与他晚年相依为命的是流放岭南后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克死回常州途中的悲壮与凄凉。

　　可以这样说，被贬惠州是苏轼政治生命陨灭的开始。寻根溯源，正如上文所述，纷繁复杂的政局是不可忽略的外部因素，而其自身耿介直率的性格是终招致祸患的内因，更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耿介直率的性格让苏轼在政见的抒发上，不论对象、不分场合、敢说敢骂。而经历史证明，这种不分时宜的戏谑怒骂不仅让苏轼不能恰如其分地处理党派之间的争斗，相反，因一句不假思索的“戏谑”被推向了政治的“风口浪尖处”，于潜移默化间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程。殊不知，在复杂险恶的政坛，“不慎言”往往就是断送自身政治前途的催命符。

　　元■初年，司马光当政，由于多种政治力量暂时结合而成的反变法派在击逐变法派的同时，内部因政见不和、权力之间不能达到很好地制约平衡等诸多因素，掀起了一场具有地方色彩的派别斗争。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洛蜀朔三党之争”。在“洛蜀朔三党争斗”中，以“洛蜀”两党之争最为突出、显著。而“洛蜀”两党之争的直接导火索就是苏轼、程颐两人交恶、失欢在前。而两人之所以结怨、内心种下仇恨的种子，起因于哲宗元年，司马光去世，苏轼因程颐泥于古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公然讥笑、嘲讽程颐，让程颐在百官面前颜面无存。对于此段史实，彭百川在《太平治迹统类》卷二十三中云：

　　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欲往奠司马光。是时，程颐言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岂可贺赦才了，即往吊丧？”坐客有难之日曰：“孔子言哭则不歌，即不言歌则不哭。今已贺赦了却，当往吊丧，于礼无害。”苏轼遂戏程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结冤之端，盖自此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