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电影在纪实与虚构中对社会的观照(2)

　　我们可以理解小勇的回避，也可以理解梅梅需要寻找更加坚实的靠山，但我们更深深体会到主人公被友情、爱情甚至亲情离析的悲凉。类似的人物命运在《站台》、《世界》、《二十四城记》等影片中同样出现。但是，无论小武、斌斌还是小桃抑或四二零厂里的工人们，他们对自己的遭遇都没有表现出愤怒和怨恨。事实上，他们心中对于对方的处境和选择也是理解的，只是终于看到了这个现实世界的冷酷，叹惜人情凉薄，人生无奈。

　　《二十四城记》中最让笔者感动的一个受访者是侯丽君，她的母亲带着她从沈阳来到成都，14年后才头一次回家，而第二次便是和姥姥姥爷诀别。而她也和母亲一样在成发厂里工作，在她41岁的时候，小孩才上六年级，她被裁员下岗了。“其实谁也没有错，谁也没迟到过，谁也没工作不认真的时候，也没出过错。但是要不了那么多人。”她能理解这种社会转型期的无奈，社会的变革给她带来了深深的伤痛。但她依然要“掩泪装欢”，寻找生活的平衡点。只有初中文凭的她要努力地找工作：卖黄槲兰、做缝纫，直到现在退休了仍然在做缝纫。“人有事做，老得慢一点。”侯阿姨微笑着说出了这样透着哲理的话。“寻找”是贾樟柯电影的一个重要母题。侯丽君找到了她生活的支点，而贾樟柯电影中的年轻人都一直在寻找一个未来的希望，却往往陷入茫然乃至绝望的境地中。其十余部电影构成的人物长廊，呈现了中国近20年来社会发展的图景。贾樟柯电影关注的几乎都是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群或弱势群体，然而小人物也有大世界，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底下却同样暗流涌动。而贾樟柯则将镜头对准底层，用直接纪录的方式呈现给观众一个并不平凡的世界。

　　三.永不中断的记录：用观照代替批判

　　贾樟柯在电影中对人物是不作道德评判的，对那些有道德污点的人物，观众也不会产生深恶痛绝之感，而是悲凉的感伤。因为他们都本性善良，身上透着矛盾、焦虑和叛逆。《小山回家》中王小山准备回家，但兜兜转转一圈，直到影片结束仍然走在北京的街道上，回家的路一直没有走完，却剪了一个和城里人一样的头发。《小武》中最后被严打的小武，其实也只是小武的又一次失手，小武仍然是那个小偷小武，然而他却不再是“靳小勇的哥们，胡梅梅的靠山，梁长有的儿子”。《世界》中小桃的俄国朋友为了赚钱最后在歌厅成了“三陪”，《二十四城记》中的“新新人类”苏娜帮成都的阔太太们去香港代购，青春的任性使她从来不回家和家人团聚，直到看见母亲在厂里的工作模样而潸然泪下。影片中的人物没有谁是好人或坏人，每个人都是有缺陷的，他们都是生活在转型期的社会、在价值观迷失和道德底线滑落的背景下一群找不到出路、看不到自己价值所在的年轻人。贾樟柯并没有从某一个道德高地去俯视这些小人物，也没有带着批判视角去指责他们。他们是普通的一群，喜没有兴高采烈，悲没有哭天抢地，生活没有热火朝天，也没有凄风苦雨。电影没有刻意制造戏剧性的冲突，只是借着摄像机的镜头去给你展现真实的生活。

　　我们在贾樟柯的这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人物的麻木和淡漠中，也看到了其中最深刻的社会伤痛。《二十四城记》中大丽（吕丽萍饰）在21岁的时候从沈阳到重庆的路上和自己3岁的孩子走失，而军工厂的军事化管理由不得她继续去寻找孩子，丢失的孩子从此成了她心底里永远的隐痛；《世界》中“二姑娘”来城里投奔老乡打工，却因工地违规操作发生事故而丧生，他的老父老母千里迢迢赶来为他处理后事，给他们伤痛的补偿就是拿到几万块钱的抚恤金，他们默默地一摞一摞地把钱塞到上衣内袋中，再搀扶着默默离开，儿子的死也只能漠然接受。这些沉重的伤痛在电影中也只是平铺直叙地表现，让人回想起来仿佛有一种黑白默片的感觉。影片里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社会批判的态度，贾樟柯要探讨的不是这些边缘人物的个人生活境遇和人性的多面性，而是通过白描的方式让我们看到其背后的整个社会环境，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上纲上线”的社会批判的结论，但实际上电影本身并没有这个意图。正如贾樟柯自己所说：“拍《世界》是想告诉人们，有一个正在被装修的中国。拍《二十四城记》是想告诉人们，还有一个被锁起来的中国，包括记忆。”仅此而已，《二十四城记》同时用纪录与虚构两种方式去描述1958年到2008年50年的历史，虚构并不是为了贴合导演的某个想要表达的形而上的道德主题，而是为了充盈生活中的每一处细节，让人在电影中感受到一种对社会的观照，以及对人性的思考。这种客观温和的记录方式虽没有突显愤怒或嘲讽的批判态度，却通过赤裸裸地揭示人生真相而令人震撼，不加修饰地呈现有时候甚至更让人难以接受，同时也体现出导演人文思考的深度。

　　贾樟柯晚近的电影新作《天注定》又一次广获好评，电影依然还是对社会边缘人群的观照，他将自己难忘的事件融入虚构的故事之中。近二十年来，贾樟柯一直努力在纪录和虚构的交融中观照社会、再现历史、抒写人生。正如《小武》和《站台》的两个女主角梅梅和钟萍最后不知去向，影片没有交待她们的归宿，贾樟柯说她们应该还“在路上”。生活永远是“在路上”，故事不会随着影片的结束而结束，也不会以目击者的离开而终结，因为贾樟柯所讲述的故事，便是生活。就像《世界》在结尾的时候，成太生与小桃的对话：

　　“我们是不是死了？”

　　“不，我们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