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在文体论上的探索与实践

　　【摘 要】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在长期的创作实践活动中，他创作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并提出了对文体的看法，在文体概念并不很完善的魏晋时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主要梳理曹植作品中对于诔文的观点，即诔文在继承颂德特点的同时，则转向对个体哀愁的抒发，注重诔文的抒情性。

　　【关键词】曹植；文体；赋文；诔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曹植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创作各体兼备，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备诸体于建安者，陈王也。”“建安中，三、四、五、六、七言、乐府、文、赋俱工者，独陈思耳。” [1]曹植文集中不仅有赋、诗、乐府、颂、诔、七、铭、碑、哀辞、行、书、论、赞、说、表、令、章、诏等十几种文学样式，还有一些关于文体方面的言论，如在《学官颂》中说“歌以咏言，文以骋志”[2]，《卞太后诔》中说：“铭以述德，诔尚及哀”等等。陈飞之认为：“曹植肇开了文、笔区分的先声，并认识到各种韵文体裁有着不同的功用和要求。”[3]通过对曹植作品的疏理，本文着重诔文方面谈谈曹植在文学体裁论方面做出的贡献。

　　“《周礼》盛德，有铭诔之文” [4]，西周丧葬有读诔赐谥之仪，这正是诔文形成的直接文化渊源。诔文是诔辞与铭颂结合的产物。

　　汉代崇尚儒家丧葬礼仪，在礼仪的崇尚中，产生了兴作礼文的需要，诔文作为丧葬礼文由此而生。诔文在汉代，作为饰终之典，其主导因素自然是颂德，但作为丧葬礼文，它虽然不抒发作者哀情，却要叙写哀情。在演变过程中，叙哀的成份渐渐增加，而且叙述也更为细致。由于魏代禁止碑，碑文的发展受阻，所以颂述亡者德勋的职能则主要由诔文承担。魏代诔文继承了汉代诔文述德的职能，但又有了明显的变化，哀情成为这一文体的主导因素，叙哀也逐渐演变为个体哀思的抒发。在魏代的诔文中，哀情的抒发常常是建立在对亡者美好品行的颂扬上。而且，魏代的诔文，仍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颂德仍是主导因素。但是，现实的悲情又常常冲破道德的规范，使诔文这种为亡者颂德、使其不朽的伦理道德只能又融入对个体悲情的抒发，在述亡之中又有“自陈”。魏代诔文的作者与诔的对象之间有不少关系密切，或为亲人，或为挚友，因而在诔文创作上道德的激励也很容易被巨大的悲情所挤压。魏代诔文的变化正是道德激励与现实的悲情二者冲撞的结果。

　　魏代诔文的变化首先是在为伤亲亡友而作的诔文中展开的，而这种变化又恰恰从曹植的诔文创作开始。

　　曹丕在其《典论·论文》中提出了对铭诔的看法，这应该代表了当时人们对于铭诔质实、不可虚美的普遍看法，“铭诔尚实。”五臣注云：“铭诔述人德行，故不可虚也，丽美也。”[5]很显然，曹丕强调诔文作为述亡的文体的质实性，主张诔文是传述人之德行，要较客观地赞颂亡者的德勋，相比而言，曹植关于诔文的观点则更为复杂。

　　当然，曹植的一些诔文仍继承了汉代诔文的特点。曹植《武帝诔》序云：“于惟我王，承运之衰。神武震发，群雄戡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韦。九德光备，万国作师。寝疾不兴，圣体长违。华夏饮泪，黎庶含悲。神翳功显，身沈名飞。敢扬圣德，表之素旗。”[6]这种诔文，表于素旗，在于传扬亡者的功德，很明显继承了汉代诔文为宫廷礼文的写作观念。曹植《武帝诔》从各个角度来赞颂曹操的文德武功。曹植虽然是曹操的儿子，却没有抒写自己的哀思，所以，《武帝诔》仍具有礼文的特征。同时，曹植还写有《文帝诔》，其序“何以述德？表之素旃；何以咏功？宣之管弦。”[7]也可以看出曹植对诔文述德功能的继承。

　　但曹植在《卞太后诔》中说：“臣闻铭以述德，诔尚及哀。是以冒越谅阴之礼，作诔一篇。知不足赞扬明明，贵以展臣《蓼莪》之思。忧荒情散，不足观采。”[8]曹植认为，诔除了述德，还要兼及写哀。曹植已从诔以述德中渐渐转向以诔抒发个体哀悼之情。他在《王仲宣诔》中说：“何用诔德？表之素旌；何以赠终？哀以送之。”[9]明确阐明诔文具有颂亡者之德、抒发作者情怀的双重职能。

　　曹植诔文今存9篇①，现存诔文中写作时间最早的是作于建安十七年的《光禄大夫荀侯诔》。从文章来看，仍然是诔文传统的作法：

　　如冰之清，如玉之洁；法而不威，和而不亵。百僚欷歔，天子霑缨。机女投杼，农夫辍耕。轮结辄而不转，马悲鸣而倚衡。[10]

　　前四句颂亡者品行，后六句述悲，最后二句虽借物来渲染悲情，但这叙哀是礼仪性的。

　　建安二十二年，曹植作《王仲宣诔》，这是曹植诔文的代表之作，《文选》选曹植诔文独此一篇，可见这篇文章在诔文的发展演变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需稍作申述。

　　曹植与王粲关系密切。王粲与曹植有诗赋来往，曹植《赠王粲》：

　　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树木发春华，清池激长流。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欲归忘古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