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陶渊明·白居易

　　【摘 要】屈原和陶渊明这两位先贤，一个作为入世者的典范，一个作为出世者的楷模，代表了儒道两家的文化传统，而白居易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从而成为具有深刻内在矛盾的两种文化教育模式的结合，对后世文人发生了巨大影响。屈、陶、白人格精神在中国历史发展中被逐渐标本化，成为不同时期中国文人（尤其是贬谪诗人）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中国古代士人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观念。他们主张积极用世，希望人生有所作为；但在不遇明主或“道不行”时则隐居而求其志，独善其身，以待时机。

　　【关键词】人生范式；仕隐；兼济之志；独善其身

　　儒家文化中包含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处世方式，或“隐”或“仕”，给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面对不同境遇时提供了可进可退的两种不同选择。屈原忧国忧民，毕生践行着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理想信念，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仕”的一极；陶渊明淡泊名利，坚守着儒家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隐”的一极。而白居易是一种处在仕隐间进退自如的人生，不是“仕”或“隐的俩极，而是隐身朝野进退自如的中庸。对于屈原和陶渊明，人们感受到的一直是两个具有独立、完美人格形象，他们在极力追求与自身趋同中却忽略了对其本质的深入认识。我以为屈原的人格固然有极高的价值，但由于植根于“皇舆”、“先导者”这一特定的自我角色意识，又形成了根本的缺陷；而陶渊明的志节，把逃遁看作人生的浪漫，却更加诱导了后代不遇士人的迷离选择。用比较的方法，逐一分析对比了屈原、陶渊明、白居易的人生范式，从而突出白居易的兼济之志与独善其行。

　　一、坚持理想 宁折不服--屈原

　　鸷鸟之不群兮的屈原，面对他无力撼动的黑暗社会，选择了坚持理想，宁折不服人生范式。生于三雄争霸时代的屈原，少年才俊贵族身世，父亲用“天”和“地”为他取名为“屈”和“原”，曾与楚怀王熊槐兰台侍读5年。屈原的仕途跌宕起伏这与他的出身背景密不可分。屈原是在礼乐制度崩坏、社会政治大动荡的战国后期登上了政治舞台，在一次次的贬官中，在善与恶，美与丑，忠诚与背叛，投降与反投降的斗争过程中，以其道德勇气和价值承担，为中国知识分子优秀传统的形成和精神谱系确立长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谗人间之，可谓穷矣”（《史记》），在黑暗的社会现实前，屈原意识到自己无力去挽救国亡，无奈选择死亡来结束这郁郁不得志的一生。屈原的死虽然对后世文人有重大意义，但是在人类迈向自由的进程中，要以理性为支柱，理性是人认识自己而获得自由的基础和阶梯。我们不能把屈原的这种原始感性以及由这种感性引起的冲动当做唯一自由，如果仅此而已，那只不过是动物性的本能表现。屈原的悲剧之死昭示了社会更替时期先觉者的心理冲突及悲剧产生的必然性。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过：“人们通常都承认悲剧是崇高的最深刻的一种。”在屈原的人生中，崇高主要表现为道德的力量。他表现出“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的坚毅顽强精神；他将“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不妥协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他便表现出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奋进精神。这些构成了屈原崇高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当时却必然遭到失败，以致文坛巨星自我毁灭。他极力追求的“仕”也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坚持理想、宁折不服的人格范式。

　　二、摒弃政治 自性自足--陶渊明

　　“田园将芜胡不归”面对虚伪矫情的社会黑暗，他无力改变，最后他选择了摒弃政治，去在平淡自然中返朴归真。陶渊明二十九岁担任江州祭酒不久，因厌倦官场的污浊而辞职回家。在三十六岁时，他又来到江陵任荆州刺史桓玄的幕僚。第二年母亲去世，他便丁忧回家。404年刘裕起兵讨伐，陶渊明认为国家中兴有望，于是第三次出仕，做了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405年，因家里贫困，求得彭泽令，但只做了80余天，就宣告世人“不为五斗米折腰”，又辞官归隐，从此不再出仕。过着“箪瓢屡空，不慕荣利”（《自祭文》）的生活，整日与诗酒自娱，纵浪大化。[B]在晋宋更替之时，士族阶层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势力受到了庶族阶层的威胁，陶渊明对此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归去来兮”，不愿意在庶族政权中“为五斗米折腰”，归园田居，一方面表达自己的心志，聊以自慰；另一方面发泄对以庶族为代表的君权的不满，从各层面论述自己的无君思想，让陶渊明达到了艺术创作的巅峰。总体来看，远离官场，隐居躬耕是陶渊明的毕生追求，但是深入分析这位田园诗人，陶渊明之所以弃官归隐第一点原因就是壮志难酬，因当时正值晋宋易代的前夜，东晋王朝失陷中原，偏安江左，统治阶层不顾人民死活，仍在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人口逃亡，土地荒芜，生产严重破坏。他很难用自己的才华去挽救政治的危机，晋改楚、楚又改为晋、晋又改为宋，他眼看见晋室衰微，恒玄的政权也倏起倏灭，刘裕已慢慢握其政权，让他无法一展报复。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说：“陶潜总不能超出尘世，而且，与朝政还是留身的也不能忘掉死。”通过他参加恒玄的政权，倾向于恒玄而无视晋室和鄙刘氏，可以看出他对晋室情感的稀薄，直到恒玄政权失败了，陶渊明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兮辞》表达自己的隐居之意其根源是对官场的不舍与失望，他心里是忘不了官场的。这种形式下，他无奈的选择了隐居。少年时期的陶渊明出身于没落的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他常用“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的话来激励后辈。陶渊明少有壮志，可是在29岁那年“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面对现实的黑暗，他最终选择了逃避，开辟了属于自己的诗酒桃花源。秉承了魏晋名士风范的陶渊明，通过结庐在人境，超越了魏晋的虚伪矫情，将高雅与凡俗有机集于一体，他安分守己、乐天知命的思想，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的写作风格，为后世文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陶渊明真正是一个清高洒脱，怡然自得，安贫乐道的“五柳先生”为传统士大夫建构了新的人格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