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作家序列研究(2)

　　通过比较可见，诸如鲁迅这样的作家一直在现代文学史中保持着重要地位和高度评价，而另一些作家的地位和评价在不同时期则差异巨大，有的是评价逐渐降低（如瞿秋白、蒋光慈、殷夫、柔石等），有的是地位日益提升（如周作人、沈从文、李劼人、徐志摩等）。“随着历史车轮的滚滚向前，那些曾经在文艺领域的上空闪烁而过的流星，以至包括那些曾经有过一些影响的作家，必然要被淘汰，这是文学历史发展的不可抗拒的规律。”B13这样一个“淘汰”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哪些作家可以进入文学史、进入文学史的作家可以占据多少篇幅得到什么评价，不同时代的文学史家所依据的标准有着复杂的因素和历时的变化。在这个严密的体系里，作家被分为不同等级：既有鲁迅这样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B14也有郭沫若、曹禺、茅盾、巴金、老舍、赵树理、艾青、沈从文、李劼人这样的文学大师，叶绍钧、丁玲、周作人、孙犁、夏衍、郁达夫、朱自清、冰心、闻一多、徐志摩、田汉、洪深、田间、艾芜、臧克家这样的文学大家，以及依照“作家的‘世界观’（主要指他们的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他们对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和左翼文学运动的态度，他们的作品可能发挥的政治效用”的标准所划分的“革命作家（左翼作家）”、“进步作家（或广泛的中间作家）”、“反动作家”等阵营和类型。B15当然，今天的文学史已经没有这种阶级斗争的痕迹和语言了，但其“二元对立”以至于“敌我阵营”思维模式却影响深远，对新文学阵营对立面如“学衡”、“甲寅”的脸谱化描述，对通俗文学、古体诗词等“异己者”的歧视性矮化等历史叙述及其观念仍然存在。这套知识体系通过对文学大师的确认和作家等级的排列，塑造了作家的形象、维护着作家的地位、讲述着作家的生平、阐释着作家的贡献，规范着人们如何评价现代文学的成就，引导着读者如何想象现代文学的历史，并通过文学教育（从文学史撰写到中小学语文教育）将其作为知识以至于常识予以广泛传播。

　　每一部文学史都会有意无意给读者这样一种印象：它所重建的就是“真实”的历史，它所叙述的是“客观”的事实。抛开对文学史著的叙述学层面的文本分析（由此可以看出史家的叙述策略、故事设定、形象塑造、语言风格、情节编排等“文学因素”，这些传统文学叙事学的概念范畴也是当代历史叙述学的研究对象），仅仅将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作简单的内容比较，我们会发现它们所描绘的历史图景竟然会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借助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权力-知识关系”学说，“权力-知识，贯彻权力-知识和构成权力-知识的发展变化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B16，我们可以发现，影响文学史的历史叙述的因素似乎并不像我们曾经想象的“把文学史还给文学”那么简单，其中包含着审美、出版、学术、教育、政治等多种力量以不同角度、不同方式在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介入和建构、博弈和变化。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民族国家文学同其他的社会的语言实践密切关联，相互渗透。除创作和批评外，它的实践范围还包括出版机构、文学社团、文学史的写作、经典的确立、统一评奖活动、大学研究部门有关学科和课程以及教材的规定等” B17。过去我们总是自信而简单地认定：历史著述（包括文学史）是对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客观记录。但批判的历史哲学一直致力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剖析历史思维与历史知识的性质，从早期的历史哲学家区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到后现代历史学从语言的角度揭示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思想的虚幻（虽然其结论并不一定被所有人接受）。实际上，后人关于文学史的一切知识都不是自明的，而是存在一个历时的、建构的、变化的过程。

　　正是在时代的变迁中，文学的历史面貌被不断地改造。这种变化有时是如此之大，以致不少读者会质疑前人的著述是否真实可靠（不过普通读者对于过去文学史的质疑往往是因为前者的描述与今天的文学史有所不同）。新时期对 “北大本”等现代文学史著的否定，理由就在于其歪曲了历史；而“北大本”对50年代初“王瑶本”的批判也是因为其“没有反映历史真实”。由此可见，所谓“真实”的定义在不同时期是有所区别的，它需要符合某个时代的知识积累、社会共识、历史观念、意识形态等多种标准。也就是说，历史真实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个相对的、历史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绝对的、先验的真理。亲历亲为者，身处其中而难免短视和盲区；冷言旁观者，置身事外也不乏定势与先见。书写历史，包含着对史实的选择与阐释、对事件的还原和重构、对人物的分析和评判，其中的主观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对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主观性更是其根本属性之一：因为审美感受的因人而异、阅读情境的细微变化，不同的读者（包括文学史家）对同一部作品的感受往往会千差万别、对同一位作家的评价也很难整齐划一。这正是文学及其阅读的魅力所在，但也是文学史及其写作的困难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读者都有自己的大师名单和经典书目，不同时代的人都有自己对文学（即使是同一部作品）的观念和理解、对文学史（即使是同一段文学史）的需求和认知，因而都会有属于时代的、属于自我的文学史。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克罗齐“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论断。B18因此，作为文学史的读者，我们需要跳出作者的叙述框架和写作思路，警惕那些自称“客观真实”的历史著述，留心那些看似“完美无缺”的历史叙述，不仅看它“写什么”，还要看它“怎样写”，从而在圆满之中发现矛盾、在整合背后找到碎片，不仅看它“写了什么”，还要看它“没写什么”，从而发现遮蔽、寻找遗失；作为文学史的作者，文学史家需要对自己的主观立场和书写策略进行反思和自省，不以“历史代言人”自居，而是承认自己的先入之见和思维定势，正视而不是讳言历史著述中包含的时代的知识、诉求和史家的思想、信仰。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文学史的这种“主观性”导致其必然不断地重写，正是文学史（也是历史学科）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我们不必去期待或追求一部“终极”的或“完美”的文学史，因为这样一部文学史是永远也不会存在的。那些优秀的文学史著述之所以名垂青史，不是因为它有多么“客观真实”，而是因为它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从这些文学史中，我们不仅可以读到它所着力描述的历史（对象），也可以看到它所因此产生的时代（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