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边城牧歌”(2)

　　至此，读者也许会认为作者在这本书中渲染暴力，或者感慨甘南边地民风彪悍，崇尚暴力，民众缺乏现代法律意识。且慢，每当 我们陷入如此思维逻辑的时候，是否应该反思——我是否带着现代文明的优越感去审视这所谓的“后发展地区”？我想，作者是采取“在场”的态度——虽饱含着热泪，但仍要克制情绪，冷静地叙述他看到的、听到的有关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点点滴滴的生活细节，以期在一个“无信”的社会中建立起“有信”的故事。

　　无独有偶，沈从文也曾因写作一系列血腥的湘西传奇故事为人所诟病。如在《怀化镇》里，沈从文以一名“看客”的身份津津有味地描写着砍头的场景——他无疑是鲁迅痛恨的麻木的看客。沈从文果真如此麻木不仁、丧失人之为人的起码良知吗？不是的，沈从文既不粉饰美化边地的风俗人情，也不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像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那些作家一样将矛头对准了自己的父老乡亲。对此，学者王德威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事实上，鲁迅对砍头的陈述本身已是个比喻，夸张地表达了他对源头失落的焦虑——头颅象征意义和人生，肢体残破象征意义的失落……沈从文与鲁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绝少汲汲在‘砍头’和‘无头’的主题上附加任何本质性的意义。鲁迅在砍头行为中看出中国人在精神上的愚昧蠢行和‘吃人’兽性，沈从文则在其中发现多种人性动机的复杂共存。” ⑤

　　假如我们同意王德威上述的论断，就能意识到，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不会轻易地在一件事情或一个人物的身上流露出简单的或善或恶的价值判断。比如杨显惠在《甘南纪事》中的“暴力叙事”意义——作者并非渲染藏民的暴力，也不是简单地表达“人性恶”的观点，而是借此极端的细节故事，让我们窥到藏民真实的日常生活信仰。也许在汉人看来，一根牛鼻子绳、一桩赔牛款的事情都是小得不得了的事情。但在藏民看来，这些事件的本质都不是基于物质价值大小的计算和判断，而是根据事件的精神属性大小来作出判断的——他们看重的是渗入藏民灵魂的诸如“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的神圣公理。这些规定与法律一样强调公平与正义。但法律认定的依据是人的行为性质，这容易给那些精通规则的狡猾者以逃避的借口。而习俗规定更在乎的是“人在做、天在看”的内心自律和敬畏心理，让作恶的人在天地间无可逃遁。因此我们看到，《连手》中的吉西道杰虽然逃过了公安的追捕，但却逃不过命运那双无形的手的追捕——第二年春暖花开的时候，吉西道杰在杀害连手一年后也因病阳寿尽了。

　　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恩贝、道吉吉这两个女性的坚毅和果敢了——如果有人胆敢挑战这些精神信念，她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拿起武器去自卫和反击，即使这样的行为在外人看来近于荒唐。然而，凸显日常生活的零碎和荒谬，不也是作者叙事的目的之一吗？不过，荒谬的不仅是日常生活，还有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事物——《甘南纪事》显然不满足于表现人性、人情与法律的冲突，它应该有更大的企图，这个企图与我们常常引以自豪的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有关系。

　　三、荒谬的文明与文明的荒谬

　　在《给奶奶的礼物》中，更堆群佩是走出草原，来到城里打工的藏族青年。他的工作就是开着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运木头。有一次因为偷偷多运了一方木头，而额外获得了“灰色收入”一千元。有了这一千元，他可以像城里人一样购买那些象征着美好生活的商品。比如一箱啤酒、一袋精细的面粉、一瓶甜蜜的可乐，等等。当然，作为孝顺的孙子，他也不忘给奶奶买一套保暖内衣。这薄薄的价值一百五十元的保暖内衣让众人羡慕不已，可奶奶却犹豫着该不该穿，她觉得现在穿在身上的长皮袄已经足够温暖了。但经不住儿孙的劝说，勉强试穿了一段时间之后，以不方便上茅厕为借口就脱了下来。后来家人想办法剪开裤裆，以为这样总该没问题了吧。不料，过了几天老人家又脱掉了。而这次的理由是：“阿婆说穿上保暖内裤不舒坦，也不窝也。”⑥

　　在这则故事里，我们看到保暖内衣能保“身体的暖”，但无法保“心灵的暖”。无可否认，“可乐”“保暖内衣”作为现代生活的象征会不断地渗透到后发展地区。然而保暖内衣始终无法替代皮袄和衬裙在老一辈藏民心中的地位，正如奶奶所说的，有长皮袄和衬裙就足够温暖了。一句“够了”，尽显藏民对生活物质的要求并不贪心。而作为“现代人”，我们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他们（藏民）这么容易获得满足呢？弗洛伊德在《文明与缺憾》中的解释给了我启发。他认为：“在过去的几代人中，人类在自然科学及其技术应用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他控制自然的程度是从前的人想象不到的。人们为这些成果感到自豪，他们也有权利自豪。但是，人们似乎发现几千年以来就渴望实现的新获得的对时空的控制权，对自然势力的征服，并没有增加他们希望从生活中得到的令人愉快的满足的程度，并没有使他们感到幸福。”⑦换句话说，那些保留原始文化习俗的人们的物质需要容易得到满足，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那是人性与自然很好结合的成果。相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那些充分享受现代文明成果的人们为何不能获得满足感和幸福感呢？

　　这是文明的悖论。作为现代文明产物之一的“消费主义”可不这么认为，如果人们都像这位奶奶这样轻易就“够了”，维系这个世界运作的经济系统就一定会坍塌。也就是说，现代文明保证每个人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但无法保证生活在这个体系的人们可以获得幸福。我们无法想象，当喝着甜滋滋的可口可乐的新一代藏民更堆群佩在尽情拥抱现代生活方式后，是否会有“永远都回不去的故乡”的精神失落感和身份认同的焦虑感？

　　这种叙事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面对现代文明汹涌澎湃的侵袭时，沈从文也曾写下《长河》等一系列对现代文明进行深刻反思的小说。其时，当西方现代文明强势进入中国大地，社会上便弥漫着一股交织着自卑、屈辱与盲目崇拜的空气。作家们的笔下很自然地流露出既感时忧国，又热切拥抱西方文明的矛盾情绪。然而敏锐的沈从文所担心的东西似乎不一样——他很快就意识到，乡村那种自然、健康、优美的人性样式可能就要丧失了，而新的人性和社会图景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他在《长河》题记中明确表达了这种忧虑：“表明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的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那点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⑧因此，他的笔端常常讽刺家乡那些接受过新思想的青年人。

　　相似的场景我们在《甘南纪事》中也可以看到。以更堆群佩为代表的新一代藏族青年，在接触“外面的世界”的时候，也不免沾上了一些不良的习气。如在《给奶奶的礼物》中，更堆群佩学会了利用规则的漏洞，超载多运木头，从中获取灰色收入等。当读者看完这篇小说后，是否也有藏区保存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就快消失的惆怅呢？难道以人的“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文明就是这样裹挟着“边地”向一体化的社会迈进的吗？我从《甘南纪事》中读到了隐隐的一丝忧虑。

　　① 《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终评会议实录》，《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14日。

　　② 杨显惠：《〈甘南纪事〉的写作》，《扬子江评论》2012年第2期。

　　③④⑥ 杨显惠：《甘南纪事》，花城出版社2011年版，第94—95页，第6页，第76页。

　　⑤ 王德威：《批判的抒情——沈从文的现实主义》，《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

　　⑦ [奥地利]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傅雅芳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页。

　　⑧ 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