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边城牧歌”

　　摘 要：杨显惠是当代“边地”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他的新作《甘南纪事》突破了千篇一律的“边地”叙事圈套，以“在场”的态度冷静地叙述他看到的、听到的有关这片土地上发生的生活细节，以期在一个“无信”的社会中建立起“有信”的故事。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人性、人情以及对文明的深刻反思——而这恰好接上了20世纪沈从文“边地”书写的精神传统。

　　关键词：杨显惠 边地书写 文化批评

　　20世纪20年代，湘西走出了一位影响深远的大文豪——沈从文。这位自称为“乡下人”的作家既有着土地一般亲切的朴素、真诚和执拗，有着少数民族的自然、风流和热情，也有着传统知识分子的孤独、深沉和至情。他为人所知、为人所喜欢不仅仅是因为他创作了一系列边地田园牧歌般的作品，更是因为他的创作保留了远离文明中心的少数民族的独特精神回忆——这个古老民族曾经拥有过的人性的率真、人心的温暖以及人情的素美。当我今天读到杨显惠的《甘南纪事》时，仿佛又看到了久违的“边城牧歌”。

　　一、杨显惠：当代独特的“边地”书写者

　　杨显惠，天津作协专业作家，因创作《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等边地纪实小说而闻名，也引起了文学评论家的注意。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在第十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选中对他的写作状态充满期待，并认为“他身上那种民间精神，那种对边地生活的沉痛书写，没有人可以代替”①。杨显惠的新作《甘南纪事》延续了之前的边地“纪实”书写风格，但也有一些变化。一方面，新书的内容更趋向于对生活细节的描述。另一方面，作者的感情表达更加隐忍，在书中几乎看不到作者的议论或抒情。但是，该书更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能够突破千篇一律的“边地”叙事圈套，铁了心要与那些由经验猎奇、异域神秘想象、公共抒情构成的小资读物决裂。也就是说，杨显惠并不打算把甘南作为一个文明异化的目标来叙述，既不人为拔高藏民的道德品性，也不“吹嘘”藏区的种种离奇经验。他只是很平静地叙述他听到的一些人、一些事。如恩贝为丈夫复仇，一条牛鼻绳引发的血案，还有在外打工的更堆群佩给奶奶买保暖内衣，等等，这都是藏民的凡人凡事。然而正是这些琐碎的生活细节，构筑起了边地甘南人民有血有肉的原生态的精神图景，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当下创作非常匮乏的诚实品质——杨显惠不是为了市场和消费的需要而凌空蹈虚地写出没有精神底气的故事，相反，他在认真细致观察生活的基础上，让人物自己跳出来表现他饱满的精神。

　　《甘南纪事》由十二个小故事构成。作者坦言：“其中有一半是确有其事的，一半是听到某些细节，然后再编成故事的。”②这些故事大多数都是讲述甘南藏民的日常生活琐事，然后缓缓道出童蒙都不会感到陌生的朴素的生活道理。如《措美峰》的歌词，谈不上多么优美抒情，也看不出多么深刻的道理，但这简单的一词一句却透露出藏民的真诚，也体现出人性的朴素与温暖——这些生活哲理已经渗入他们的内心，并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世界上最大的寺院是西藏的寺院。这辈子一定要把西藏的头磕上，这辈子磕不上西藏的头，下辈子想磕也磕不上了。

　　世上最要紧的是孝敬父母。这辈子对父母不孝顺，过去了后悔都来不及，做下些好吃的也吃不上了。

　　活人就是活着个男人。一辈子不好好地过日子，平常的日子里光吵仗，岁数大了再想过好都来不及了。③

　　为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让作者与读者动容呢？因为里面蕴含了一股朴素而真诚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这淡淡的歌词传达了一种不可言说的、悲怆的命运感。而这，恰好就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都市文明所缺乏的东西。虽寥寥几句歌词，却引人深思：汉民族所创造出的文化不可谓不灿烂，然而复杂的文化体系是否有其难以启齿的虚伪成分？也许简单问题复杂化的背后总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正因为做不到，所以才需要“故弄玄虚”地弄了一大堆复杂的术语和理论作为支撑。然而淳朴的藏民懂得，虽人世喧嚣，只要谨记几条简单的道理就足以避开随波逐流的生活模式。

　　这让我想起沈从文。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大多数作家秉承了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传统，纷纷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介入社会的变革。而沈从文仿佛是一个“异数”，只醉心于创作为读者喜欢、却又为批评家所诟病的“边城牧歌”。他不是不能写“感时忧国”的文章，他只是对各种甚嚣尘上的“理论”保持距离，情愿保留乡下人的质朴。因此他的写作往往不是先找到一个主题思想，然后为了证明这个思想的正确才去寻找合适的创作素材。换言之，他不是先假想一个目标——倡导什么理论，反对什么观点，然后创造出典型的人物及其故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显惠《甘南纪事》的创作算是接上了这个传统。他们都是在喧嚣的“大时代”，选择心平气和地叙述边地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但从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人性、人情以及对文明的深刻反思。

　　二、“一条牛鼻子绳”引发的血案

　　人性、人情与法律的冲突首先表现在开篇的《恩贝》。恩贝是故事女主人公的名字。她的男人桑杰因为偷牛而被派出所抓了。在受审的过程中，桑杰恪守“攻守同盟”的原则，拒绝供出同伙闹柔。派出所无奈之下只好放他出去了，但要求他找同伙一起缴上赔款。不料，当桑杰找闹柔的时候，派出所布置的监视人发现了这一切，闹柔因此也被抓起来审讯了。这事之后，闹柔对桑杰产生了误解，以为桑杰“出卖”了他，待他被放出后就去找桑杰“算账”。不想，闹柔居然在两个人争执的过程中拔出手枪将桑杰杀死了。

　　在这个地方，发生命案后，一般有两种途径处置。一是按照法律规定，该判什么刑就判什么刑；二是按照传统习俗规定，由族里的长老出面调解“赔命价”。具体到桑杰这个案件，闹柔家里愿意“赔命价”，桑杰的家属恩贝也同意“赔命价”。但最后还是走了法律途径——法院判闹柔死刑，缓期两年。如果真的按法律执行到底，这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了。可偏偏出现了恩贝无法接受的结局——“结果反正是闹柔活下来了，而且刑期一减再减，坐了十一二年监狱就放出来了。”④对于藏民来说，这是“两头不着岸”的处置方式，他们虽然不懂条文繁缛的法律规章，但却信奉先人简单的条例——“杀人偿命，不偿命赔命价”。

　　恩贝，这位漂亮能干的藏族女子，在拿不到“命价”，也得不到仇人“偿命”的结果下，显然无法接受仇人逍遥快活的图景。待她含辛茹苦地将三个儿子养大成人后，她经常提醒她的孩子——你们应该“子报父仇”了。三兄弟刚开始还有些犹豫，但经不住母亲再三的提醒，终于在一次歌舞表演会上找到仇人闹柔，郑重地履行了先人的规定。而这次“交换的条件”是——恩贝失去了一个儿子。人们不解，恩贝怎么忍心让已经成家并生活稳定的孩子再次卷入父辈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圈呢？

　　如果说恩贝的做法不好理解的话，那么我们来看《一条牛鼻子绳》中的故事。小说中，道吉吉为了一条牛鼻子绳，这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不断地怂恿丈夫要找别人讨说法。结果就是一条牛鼻子绳引发了血案——道吉吉，她成为了寡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