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西方创世神话对文学作品悲剧意识的影响

　　摘 要：神话是文学的源头，中西方创世神话对其后来的文学主题和思想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以中国早期神话和希腊神话为对象，探究创世神话和悲剧意识的产生的关系，以及创世神话对文学中悲剧意识的影响。

　　关键词：悲剧意识 创世神话 文学

　　关于什么是悲剧意识，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一书中表示：“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就是明知必死而求其生，明知生命有限而求其永久！人类就是这样首先在生命领域中，其次在一切领域中同必然法则抗争，企图并敢于超越必然而跨入无限的自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悲剧意识倾向于表现人自身对命运的抗争，明知是既定的结局，却依旧以积极的心态去寻求改造。这种意识彰显的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是关注人本身的。

　　而创世神话，是从西方流入的概念，本来是指《圣经》中的“创世记”一篇，后来泛指讲述开天辟地、人类由来的神话。本文中所说的中西方创世神话，主要指中国上古神话，以及《圣经》中的“创世记”一节。

　　文学作为自古以来就有的一种艺术形式，其受到神话主题和思想的影响是极大的。下面将从中西方创世神话分别和伦理观、宗教的合流来探究悲剧意识产生的原因，并从神在文学中充当的角色、神话对文学主题的影响，来阐述中西方创世神话对文学作品中悲剧意识的影响。

　　一、中西方创世神话分别与伦理观、宗教合流

　　中西方的创世神话之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西方创世神话和宗教紧密结合，而中国上古神话则最终被伦理化和历史化。

　　从历史渊源来看，西方最早的一神信仰教中的犹太教，就是希伯来宗教和希腊神话的结合，从而成为了严格意义上的西方一神论宗教。由犹太教延伸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是将其教义和神话紧扣在一起的。并且，西方人对宗教有着极为坚定的信仰，因此，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可以说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人们对唯一真神的崇拜也从内心达到了极致。例如，教堂从来都是比王宫更加恢宏，甚至在中世纪，皇帝的任命都是由教主来完成。因此，当神话与宗教合流，神话中诸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人们对自身认识的重要因素。就拿基督教来说，《圣经》作为宗教信仰的经典著作，其中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体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例如“原罪”说这一理论，就使得西方的文学作品更加具有一种悲剧意识，包含了对个人的反思和自我救赎，也有关于对外界的自我抗争精神。

　　尽管中国早期文化中也不乏宗教思想，也和神话体系进行联合，但更多的是为了祭祖敬天，其原意也是为了寻求一种现世的庇佑，或是修炼自身，以脱出现世的束缚，比如道教。但这种脱出并不是对主体自身的否定。

　　而且中国人并没有固定的信仰，可以不信教，也可以信多种教，比如同时信仰道教和佛教。因此，在中国社会中，宗教并不能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

　　在中国，人们的生活中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伦，中国早期神话也早早地与伦理观合流。一方面，这是因为中国在上古时期的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比较稳定的农业社会，并且这种封闭的农耕生产方式使得人们为了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就必须抵御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这样的话，就需要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制来进行保障，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就形成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结构。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产生了人们对神的遐想和崇拜，即将不能够加以解释的神秘的天象想象成为带有人类情感的天神，并希望这些天神可以带来风调雨顺和美好生活。同时，这种对神秘力量的崇拜也成了维持人伦关系的重要手段，统治阶级借助天象来附会人事，以天命的绝对权威来进行人事功用，提出“天人合一”的观念。

　　因此，中国人依靠天力的思想浓重，这一过程中就缺失了对自我的认知和反思，这和西方天人相争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也造成了中国人悲剧意识的淡薄。

　　二、神在文学作品中充当的角色

　　中国的文学作品重在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道德伦理观。而西方文学则更过表现的是一种牺牲感、虚无感。这和创世神话中神在中西方文学中充当的角色有着很大关系。

　　在中国文学中，神话充当的角色主要是起着济世的作用。这是因为上古神话的内容多偏重救灾救世，善与恶之间的冲突十分明显，因而，对上神和圣王的道德礼赞就成为了后世对神话主题的印象，并且构成了人们对圣明神王的向往。

　　如神农尝百草，大禹治水，都可以看出神为人们生活做出的贡献。再比如《中国神话传说》中关于女娲的传说，女娲不仅赋予人生命，更是在天上裂痕时为人们炼石补天，排除生活的隐患。除此之外，女娲甚至还规定了人们的婚姻制度。

　　这样慈母般的形象给人们以一种依靠的心理，从上古，我们的神话就告诉我们，在危难时刻，会有神来帮助。

　　这也是为何神鬼之力在中国文学中不断出现。无论从伦理观还是神话观，在中国人的意识中，代表着善的神主需要充当救世的角色，人们难以达到的、或者不可能达到的愿望，都可以通过神力达到。

　　比如《窦娥冤》冤案平反，就是一种借助上苍显灵，使得窦娥血溅白练，六月飘雪，楚州三年连旱的神力来达到目的的行为。还有《牡丹亭》中杜丽娘还魂，终于和柳梦梅成为天作之合，所谓“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也是显示了怪力乱神的作用。再比如《红楼梦》中薛宝钗自小难以治愈的病根儿，是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秃头和尚开出冷香丸这一药方才使得病症缓解；林黛玉幼年有癞头和尚说她只有跟他出家才能治好顽疾，否则“从此以后总不许见哭声，除父母之外，凡有外姓亲友之人，一概不见，方可平安了此一世”；贾瑞在被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后大病难治，也是一个神秘的跛足道人忽然出现，并给了他一面“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的神镜“风月宝鉴”。这些贯穿全文的外界的神秘力量，都起着一种拯救人类的作用，不难看出中国人对外界神力的向往和依靠。

　　然而一旦当神力缺失时，愿望无法达到，人们就会发出苍天无情的怨言。

　　这种情况在《窦娥冤》中十分明显，比如在窦娥快要被斩首时，她詈骂“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堪贤愚枉做天”，指责上苍不公，如果窦娥是一个西方人，也许她会说：“我到底做了什么错事，上帝要如此惩罚我？”这就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由于创世神话中神对人的无私帮助，而对神给予的福利成为了习惯性的接受，当自身命运不济时，首先想到的是上苍不公，这和西方的出于赎罪的反省自己是完全不同的。

　　在西方文学中，由于神话中人被赶出伊甸园后就是生生世世的罪人，神不仅不会给予帮助，甚至还经常扮演为难世人的角色，所以这种依靠天神获得现世的幸福的思想在西方是很少存在的。

　　比如上帝在看到人类不断相互仇恨厮杀时，他想到的是将人类毁灭，最后仅留下挪亚一家人；人类打算在繁华的巴比伦城修建可以通天的高塔时，上帝看到人类即将企及自己的智慧，并没有为之高兴，而是要阻止狂妄的人类，于是他下界将人类的语言改变，使人类交流受阻，不断引起猜忌，从此人们就搁置了修塔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