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黎紫书的小说创作看新生代马华作家的文化价值取向

　　摘 要：近年来，作为马华文坛新生代的代表作家，黎紫书引起了世界华语文坛的广泛关注。本文以黎紫书的小说创作为研究对象，从历史记忆的隐匿、族裔边界的模糊、自我身份认同的现实策略三方面来论述新生代马华作家的文化价值取向问题，客观地呈现当代尤其是近些年的马华文坛文化观念的新变。

　　关键词：马华文学 黎紫书 文化价值取向

　　2012年3月，黎紫书的首部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在中国内地出版发行，由此将长期以来被置之边缘的马华文学重新带入中国文学的阅读视野。她的创作颠覆了传统马华文学抒写中有关华人流散至海外的历史与记忆，诸如文化价值的冲突、种族关系的紧张、精神世界的焦虑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尴尬等问题已一一淡出她的文学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对都市中的普通情感的讲述，在鬼魅的语言世界里，罗织着一张心灵与人性的大网。黎紫书在国际上更是屡获大奖，她的成功表明，“与时俱进”已成为马华文坛不可回避的现实。

　　一、历史记忆的隐匿

　　黎紫书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作为马来西亚华人移民中的第三代，风云变化的马来历史与政坛似乎从来就不存在于她的成长经验中。与祖辈父辈不同的是，她没有亲身经历过漂泊与流亡，也没有以在场者身份目睹历史事件的发生与发展，其所知完全是一种碎片式的假象拼接，而非能够还原的历史真相。在她这一代的马华作家的文化观念当中，历史出现了断裂与不可知性，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意回避，而是时间的客观性无法将镜头对准历史事件的中心，比起把历史作为背负于身心的十字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独立与开放的姿态来看待它，将其隐匿于文本的创作中，做谜一样的悬念预设。这相对于传统意识形态下注重复写史实是一种很大的突破，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其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

　　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反复将“5·13”这一组数字进行强调，第一个是杜丽安手中的书开始于513页，而被阅读的杜丽安的人生在“5·13”这天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似乎这样的安排有意勾起大马人对于历史上“五·一三”事件的记忆，又好似在暗示某种不可言说的历史禁忌，但是，正如作者所言，这的确是一个有意的安排，却不是要指向历史的。《告别的年代》根本不是一部历史之书，“它确实写的不是家族故事，也真的没有触及历史，它甚至没有在以小说去谈小说，而只是一部‘小说’”{1}。作者在小说中将历史事件做了抽象化的处理，也并不将其进行展开，更没有把它当作故事的背景与线索，主人公命运的兴衰没有生拉硬套地与这场政治斗争扯上关系，而仅仅作为一个符号对历史进行反讽与图解，意在说明官方构建的历史真相就是无真相。没有人能够说清楚“5·13”之于寻常百姓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又产生了何种影响，人们只知道应当将它记住，却又不知道该记住它的什么。通过对历史的解构来制造对官方权威的怀疑，以此推翻人们惯常思维中所谓正确的意识形态。正如黄锦树在小说的序中提到的：“这个513符号大概也是个假靶，误导刻意求深的读者而已。”{2}

　　短篇小说《山瘟》中民族大义与历史传统通通被荒诞、乖戾、魑魅的故事和人物一一消解。作者看似要表达对某段“马共”历史的缅怀，实则构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历史现场。在这里人的命运与历史一样是不可选择的，只能降服于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或生或死，都成为这种神秘力量玩弄于股掌间的试验品。如此阴晦恐怖的氛围映衬着历史的荒谬，更显示出历史的断裂在黎紫书的笔下被推向了极致，显现出某种不可言说的隐匿色彩。《州府纪略》中，人物的命运远远在历史之上，有意将个人与历史进行倒置，似乎在人的命运面前，历史的潮流才是不值得一提的，这虽说是作者本人的极端化立场，但刻意的反转处理更让一致认为的历史事实显得不堪一击。

　　以批判性的姿态进入到对历史的回望中是马华新生代作家共有的文学自觉，无论这种自觉是出于时代环境的改变还是自身发展的要求，它都标志了一种理性与成熟。对于自身无法掌控的历史，与其进行概念化的复写，倒不如采取技巧性的处理将其进行淡化，或许有人说这是一种历史保守主义的再现，但它并不有悖于“真实”，相反，敢于对历史进行不在场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勇气的体现。只有在发展了的历史语境中检验这种实验性的叙述策略，才能发现它存在的价值。这不得不说是马华文学发展的一大进步。

　　二、族裔边界的模糊

　　“族裔”，顾名思义为宗族的后裔。而在后殖民主义文化中，“族裔散居”理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族裔散居（diaspora）一词源于希腊语diaspeir，涵义是‘离散’或‘散落’（speir scattering）”{3}，曾经运用于研究犹太人的迁徙史，用以回答长时间流亡于家国之外对犹太人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海外华人的迁徙虽与犹太人迁徙中所存在的“殖民性”略有不同，但带来的诸如种族歧视、文化价值观念冲突、精神世界的漂泊感与长时间的焦虑等问题却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其实在1957年马来西亚宣告独立之后，华人在马来西亚社会中的处境十分尴尬，与原住民等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微妙与复杂，加之时局的动荡不安，大马国内一度产生了对华人的歧视与排挤，这几乎成为马华作家集体性的记忆创伤。因此，早期的马华文坛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乡愁”气息，流散至此的作家们纷纷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与态度不自觉地与中国内地建立了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创作实绩来观照中国文坛。他们迫切地想要建构起“民族精神的共同体”，以重拾“大民族”带来的尊严与平等。可以说“族裔的边界”并没有在“蕉风椰雨”的浸润下变得模糊，反而关于国族的种种诉求因为现实生存所带来的精神压力而愈加清晰与强烈。而马华新生代作家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之时，整个世界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全球化”浪潮以迅猛之势席卷了各个国家，国别、民族在“地球村”中被一一融合。黄锦树率先在马华文坛掀起了一场大讨论，认为马华文学的文化价值观念已到了必须要进行改革之时，他认为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背景之下，马华文学抒写应当反映个体真实的生存体验，而不应再以“乡愁——寻根”为基本模式，不厌其烦地描摹“中国性”，这样做无法突破马华文学在文化认同上的怪圈，反而会陷入“文化遗民”的窘境，这就是著名的“断奶论”。当然，他的观点虽有失偏颇，但确为马华文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当多元文化主义来临时，“族裔”标签已无益于马华文学抒写中的民族认同感，采取更加积极、开放、包容的心态才是更为适宜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