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当下“美丽宁波”的文学想象(2)

　　二、内容的考察：多样的“美丽”叙述

　　新世纪以来，反映“美丽宁波”的文学作品不在少数，笔者以为，文学中的“美丽宁波”想象至少包含三个层次：首先是重生态文明的自然之美；其次是体现古韵的人文之美；再次是展示温暖人心的人情之美。

　　（一）当下宁波文学的自然之美。可以说，绿水青山蓝天白云是对“美丽宁波”最直观的解读，而从生态文明的视角审视宁波文学对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关注，旨在发掘自然之美，人与自然相融相洽的和谐美。“从渔猎社会人类对自然的畏惧和尊崇，到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对自然大规模改造，再到工业文明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支配，直到后工业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善待和顺应，这一历程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整体主义’的历史嬗变。”{6}当下宁波文学对自然美的书写最多的莫过于人与海的题材。戴中平的诗歌《船眼》《海蓝色启示》《欢迎您，船长》，俞强诗歌《泥涂》《偏僻》，高鹏程的诗很大部分都在写海、写石浦，杨卓娅的小说《青蟹酒》《拾小海的姆妈》中的渔村故事充满了人与海的亲密关系。高鹏程这个出生于宁夏，定居宁波石浦十来年的诗人擅长写海，其笔下的海边小镇，海水腥咸，渔民辛劳，那长长的渔港马路，足以让人走完剩下的流年……所有的这些都给被各种不确定、瞬变包围的现代人一种少有的笃定。他在《我为什么会迷恋它们》中说道，迷恋海边卑微的生物淡菜、牡蛎、沙哈、各种名字怪异的海螺，迷恋它们的微小、粗粝和坚硬，“它们每一幅脱离肉身的硬壳里，/各自记录了一幅完整的大海”，还有海边渔民无声、卑微却坚韧的一生。诗人虞时中不遗余力地歌颂家乡港口城市北仑的巨变，在张扬的欲望与诗意的守候两端小心翼翼地寻求人与海和谐共存的现代形式。“在盛开集装箱的花丛中穿行/然而它每天都这样努力地弯下身去/它身后长长的车厢就是犁铧/要犁开芬芳悠长的春天” （《进港铁路上的火车》），“一枚绿色的宝石戒指/戴在北仑优雅的手指//一根柔和的琴弦/被东海的大潮一次次拨响”（《印象梅山》）。

　　人与自然相融相洽的叙述中，大多数宁波作家既拒绝廉价地为经济发展大唱赞歌却视而不见其背后所付出的代价，也不屑于对经济发展的得失作简单粗暴的道德评价。这里，两种声音显得格外引人注意，一种是对遥远渐逝的宁谧、和谐乡村生活的追忆。生活在城市的当代宁波作家，他们的精神源头始终未曾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空间，站在城市遥望乡土，时不时为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被遗忘，越发贫瘠、荒凉的乡土唱出一曲挽歌。“挽歌式的作品看到了并且勇敢地正视人类社会中出现的历史与道德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看到了历史的所谓进步付出的常常是良知、正义和诗意感情的代价。”{7}樵夫散文集《倒不了的老屋》中留在老屋的瓦坛盛着童年的快乐与憧憬，两只木箱子隐藏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屋前的菜园子牵连出单纯无忧的年少时光，回忆既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也是对无趣、枯燥、沉闷、压抑的现代都市生活的无声抗议与抵制；徐渭明散文《家园迢遥》对老屋的记忆亦是对精神家园的守望。另一种是对和谐美的保护和重建的呐喊。朱和凤的小说《遥远的桑树林》表现了现代工业文明对和谐生物链的破坏，导致人与自然“失和”的恶果。此外，王静的散文《大树》，俞强的诗歌《上滩头：短暂的逗留》都表达了现代文明异军突起后，对乡土随意破坏的一种隐忧。

　　（二）当下宁波文学的人文之美。文学赋予了实体城市以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传达出城市的本真面貌以及市民真实可触的情绪。当下宁波文学中的乡音之美、历史文化之美、风俗之美是那样深刻地印着“宁波”胎记，呈现了与浙东沿海区域高度融合的人的形象、气质、精神状貌、行为方式。宁波的乡音之美总在作品的某个角落不经意显现，艾伟在《杨梅熟了》一文中指出，人身上有两种东西是很难改变，一个是味觉，一个是口音。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乡音无改鬓毛衰”的诗句能够穿越千年依旧在众多异乡人的内心回荡。朱江平的小说《夏雾火》中的东海边小渔村宁静质朴，人们以打鱼为主业，连人物名字都带着大海的气息，而作品有选择地运用宁波方言，不仅使局面描写更生动和丰满，也使整部作品烙上鲜明的人文地域特色。饶有趣味的是，现实生活中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新宁波人在宁波学会的第一句话便是“阿拉宁波”（我们宁波），“阿拉”一词隐含着浙东地域文化的自豪、自信与包容。不少作家的文字中尽显着地域文化之美。谢志强的小说《牵线木偶》《抹掉足迹的人》，杨东标的散文《说戏与戏说》，韩利诚的散文《也谈十四夜、八月十六》《外婆为何将米洒在我头顶》述说了宁波地区特有的乡风民俗之美。王静的《半生文缘》对江北的名人如庄桥的穆时英、甬江的唐，慈城的冯骥才、梅调鼎、应修人等总是娓娓道来；老剑的诗组《浙东诗笔记》随处可见的城市文化地标“东钱湖”“天一阁”“慈城”“河姆渡”……飘散着浓郁的四明风情；孙建宁的《我从灵桥走过》中，灵桥不仅仅是路的延伸，钢筋水泥的坚硬之下包裹着岁月的绵长与情感的温柔纤细。

　　（三）当下宁波文学中的人性、人情之美。城市中没有了人，如无根之萍、无源之水。当下宁波文学的人性、人情之美有三个面向：

　　面向底层叙述，苦难中亦有坚韧。2005年，知识分子围绕“底层叙事”展开了一场激烈论战，其引发的话题效应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早已平息，它给当下文学研究的启示在于，“底层叙事”并非专门写给底层百姓看，也非写作者自身形迹可疑的底层身份，它更应该指向写作者所持的价值立场与情感倾向，“即对社会底层生存状况的关注与揭示，意在唤起社会对社会底层命运的重视，为社会底层遭遇不平等、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对社会改革中出现的相对贫困和暂时困难给予关注，对社会底层前途的改变与未来路向充满着忧虑与同情”{8}。令人欣慰的是，当下宁波文学不乏贴近底层、贴近现实生活的作品，且透露出人性的深度与生命的温度。荣荣的诗集《暖色》《看见》始终保持对底层日常生活场景的关注，保持对底层民众的尊重。诗人用悲天悯人的情怀去感知平凡人物如开出租车的张师傅、抄电表的木讷男人、建筑工地上民工们的冷暖、疼痛、艰辛与寂寞，自有一股动人的力量。“她的观照站在一个较高的让人文起点，涌动着一种温暖的爱、一种悲悯的情怀，让人难以释怀。”{9}城市如同一块巨大的磁石，吸附着原本属于乡村的富足。众多的青年男女来往穿梭于城乡，向城市奉献他们的青春、身体以及可以付出的所有，作为城市的边际人，他们身份看似可疑，经济上并无太多保障，这个人数堪称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内心所产生的茫然、失落、焦虑不为外界熟知。在城市打工者集体失语的事实面前，高鹏飞的《一个穷朋友》既不沾沾自喜于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也不从情感上廉价地痛斥城市的冷酷虚伪，他只是述说伴随着城市化发展而出现的时代疑难和某些精神缺失，以悲悯之心去关照被理性价值所遮蔽的底层生活本相。“而明天，像大多数乡党一样，你将学会/与码头边的暗娼，大方地调情/也许，继续怀揣一张旧照片。继续辗转。//失眠/照片上的女同学/如今两个孩子的母亲/同样/延续着她们那拨人//大致相同的遭遇/丰满的乳房正在哺育着陌生城市的饥渴/——她17岁辍学，早早嫁做人妇/同年，你患上了严重的手淫/至今未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