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当下“美丽宁波”的文学想象

　　摘 要：文学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分支，应该也可以介入到美丽城市的版图设计之中。发掘“美丽宁波”的文学话语，其起点和落脚点均集中在“美丽宁波”建设和发展上。从这个意义上讲，梳理当下宁波文学所呈现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人情之美等多层次“美丽”文学想象，分析写作者所持的价值立场，并由此揭示文学与城市的对话与互动关系，不仅丰富了对“美丽宁波”的形象认知，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丽宁波”的现实建构。

　　关键词：宁波文学 美丽宁波 文学想象

　　“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目标首次亮相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这个美好愿景的建构之下，一时间“美丽”成为炙手可热的时尚词汇。从广义上讲，“美丽中国”不仅仅是生态学意义上的，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文学作为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是“更高层次的精神审美现象”{2}，应该也可以介入到“美丽中国”版图设计之中。就历史渊源而言，“美丽中国”的题中应有之意——人与自然的相融相洽，寄予了人们古已有之的期盼和执意追求。从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青山绿水间的诗意吟唱，到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宠辱皆忘的心境，以及后来者王维《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的幽静宁谧，孟浩然《过故人庄》“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纯朴自然，无不描绘了一幅幅静穆恬美的田园风光，抒发了诗人们回归自然的渴望以及与世无争的人生理想。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沈从文执着于经营供奉着“人性”的“希腊小庙”，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尊崇本性，充满原始魅力，而乡间小人物如翠翠、夭夭、三三身上更是沉淀了人性最初的温情和纯真。1980年代，汪曾祺寥寥几笔勾勒出“一片没有权力侵染的纯然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童年般和谐的温馨所在”{3}，那里人与自然相依相谐，相融相洽，既远离城市的浮躁与尖锐，也过滤来了传统乡土叙述常有的苦难与沉重，和谐优美的文字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安宁无争生活的向往。所以说，“美丽中国”想象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它的考察可以追溯到新世纪甚至更早，在此我们主要论述新世纪以来“美丽宁波”的文学想象，并对文学与城市的对话与互动关系略作探究。此外，“美丽宁波”并非特指城乡二元结构中的中心城市，在追求城乡一体化的今天，城乡对立的二律背反思维不仅隐含着对广袤乡土生存空间的忽视，甚至这种思维本身就是对美丽的一种诋毁。笔者以为，宁波文学作为一种地域文学而非都市文学来概述，更能涵盖浙东沿海这块土地所呈现的“美丽”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一、问题的提出：“美丽宁波”视域下的文学、人、城市

　　有城而无人，那是不可想象的，而文学又是关于“人的文学”，由此，城市、人、文学三者互为交织，构成了交叉重叠又极具张力的人文图景。城市是一个“人造机器”，把城市建设成什么样子，不仅取决于市民对城市功能的定位与理解，也取决他们对幸福、生活本质、人性的追问与理解。“文学的城市想象，与我们当下的生活紧密关联，而我们当下的生活思考和价值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城市社会的未来。”{4}如果说，城市化进程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那么，在倡导工具理性如论证城市化的必要性以及试图开出各种“城市病”妙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这么一个事实，文学因关注时代困厄的本质（甚至游离于历史发展主流话语之外），发掘传统文化的有力沉淀，演绎世俗民心的多重变奏，反倒拥有了其他学科无可替代的分量与深刻。宁波作为历史名城、文明城市、最具幸福感城市，理应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历史坐标系中明确自己的品味与风格，而不是直接拷贝国际海港城市的浮华表象。而“美丽宁波”的文学想象作为区域文化的重要构成，不仅可以印证宁波市民的当下精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使文学进一步参与到区域文化发展的规划和建设之中，在无名的城市背景之下，凸显兼具地域风格与现代特质的城市形象。

　　城市的文化象征与作家的城市书写紧密相关，如同狄更斯之于伦敦，巴尔扎克之于巴黎，易卜生之于挪威，老舍之于北京，张爱玲之于上海，沈从文之于凤凰，贾平凹之于西安，池莉之于武汉……这其中还与文学批评的兴盛不无关系。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挑起了京派海派之争，在这场不免带着“文人相轻”的论战中，鲁迅取折中立场，出手各打五十大板，在《“京派”与“海派”》中称：“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5}沿着这一思路，研究者对老舍、萧乾、汪曾祺等笔下的“北京”，张爱玲、穆时英、施蛰存、王安忆笔下的“上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梳理当下“美丽宁波”的多重文学想象，分析城市书写者所持的姿态与价值立场，重建文学研究与现实的对话关系，对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同样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