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色意识：文学史叙述的一种途径

　　摘 要：本文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中情色意识的现实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在文学史叙述中的缺失情况进行考察，对文学史的写作和叙述应该怎样正视和纳入这种现象提出了一些简略而有原则的看法。

　　关键词： 文学史 情色意识 叙述

　　法国学者乔治·巴塔耶的《色情史》可以引发我们对于文学史研究的诸多思考，尤其是文学史与情色意识的关系问题。比如对于他的著作可能被认为是对于色情的辩护词问题，巴塔耶回答说：“人类的存在决定了对一切性欲的恐惧，这种恐惧本身决定了色情诱惑的价值。倘若我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辩护的意味，这种辩护的目标不是色情，而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类。”{1}这就为色情的被贬低和被猥亵正了名，揭示了其应有的研究价值。同时，巴塔耶也认为色情与精神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2}关于色情和文学的关系，巴塔耶这样说：“爱情无法避免将个体的爱所承担但无法实现的丰富可能性与文学本身固有的丰富可能性联系起来……当文学为意识指明离爱情最遥远的含义时，文学尽可能将意识放入历史。”{3}色情和文学的内在关系由此得到一种启发性的阐释，因此，研究色情和文学史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无聊而低级的工作。色情和文学的二元共生本来就是一个一直存在着的现象，但是又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色情史》自然是能够给人以启发的著作，但是与巴塔耶对色情史进行人类整体抽象的叙述不同，笔者倾向于从文学史，特别是中国文学史的角度来透视我们自己文化的情色意识。

　　一、文学史应该回避情色意识吗？文学史的叙述应该怎样纳入情色意识？

　　远在《诗经》时代，情色意识就已经在诗歌中出现，郑卫之诗那种带有野趣的调情和男女情色的戏耍姑且不说，就是被解释为后妃之德的首篇《关雎》，又何尝不是男女两性根植心底的情色意识的喜剧展现？朱熹固然对郑卫之诗的男女情色深恶痛绝{4}，但是朱熹阻挡得了这种来自生命之源的动力、需要和传统吗？显然不能。看看元杂剧里那些活泼的妓女和那些冲破高墙的爱情故事，就知道朱熹之恨的微不足道了，而杂剧里的这些妓女和情人，洋溢在他们的生命、话语和行动里的那种激动人心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男女性关系所发酵出来的情色意识，是它在发挥着搅动人心的作用，否则，一旦剔除了这样的要素，《救风尘》《望江亭》《调风月》《西厢记》《墙头马上》这样的杂剧到底还有多少看头，相信大家都知道答案。宋元话本小说和文言小说以及元明清的长篇小说又何尝不是这样，《戒指儿记》（明·洪■《清平山堂话本》），又《闲云庵阮三偿冤债》《古今小说》（第四卷）、《双桃记》（宋·李献民《云斋广录》）、《狄氏》（宋·廉布《清尊录》）、《西湖庵尼》（宋·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三）、《水浒传》和《金瓶梅词话》《蒋兴歌重会珍珠衫》（《古今小说》第一卷）等作品里的“偷情”，《任社娘传》（《沈氏三先生文集》卷八《云巢编》卷八），入程毅中编《古体小说钞·宋元小说卷》、《聂从志》（《夷坚丙志》卷第二）、《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记》《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词话》等作品里的“性诱惑”，无一不是文学史里绵延不绝的情色意识的传统主题。明代传奇里的《牡丹亭》《玉簪记》《西园记》里性意识的觉醒、挑情和幽媾，正是一代文学体裁审美价值不可或缺的内在构成。晚清《海上花列传》《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等所谓“倡优小说”中文人与妓女，乃至同性恋之间的“艳情”，以及前面的叙述没有讲到而一直在文学史上备受诟病的南朝宫体诗，无不是在男女情色的隐秘世界和敏感环节上大做文章而成为文学史不可磨灭的存在。到了新文学的时代，人们对情色意识的爱好照样没有隐退，《莎菲女士的日记》《沉沦》《白鹿原》《废都》，现代社会里男女情色的诸种变相更加光怪陆离。如此简单而非穷尽性的资料罗列也足以使我们看到情色意识在文学史里是一种怎样稳固、长久而现实的存在了，面对这样的存在，我们有理由无视它的意义吗？我们有理由不把它纳入文学史的叙述吗？

　　二、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做？

　　我们的文学史对此投入的叙述一贯薄弱有着特定的学术和政治原因，当人们可以放开手脚的时候，学术的发展还不足以让人们有足够的理性来审视这样的问题；当学术已发展为有可能触及到问题的敏感神经的时候，政治风气已经改变了学术自由，所以，问题一直被悬置起来。到现在，似乎学术和政治的条件都已经能够让人们来对这样的问题进行真正的学术思考了，但是，当它真正成为一个学术问题的时候，问题的严肃性和艰巨性也就同时显露出来了。怎么做的问题被问题的严肃性和艰巨性所困扰。

　　就严肃性方面来说，最怕的是把问题做得轻浮了。这首先是态度问题， 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是比较重要的，研究结果的品质与研究者之间应该是有一个正比例的对应关系，有一个严肃的态度结果就会是严肃的，有一个轻浮的态度结果就会是轻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