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原道》“惟人参之”别解(2)

　　可以看出，刘勰没有对“道”做出道德上的价值评判，而只是以锦绣的语言呈现出“道之文”的本然状态。纯粹自然美的素朴描绘本身就已体现出刘勰在对待自然问题上的态度——道德的硬性比附如附赘悬■般被他割舍，还原“道”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刘勰将“无识之物”和“有心之器”作了明确的区分，从《原道》篇的整体结构上可以看出，其所谓的“无识之物”是承接上文对“自然之道”的论述，而“有心之器”则开启了下文对“人文”的阐说。这一反问句隐含着对人的重视，同时也以“无识”为道的自然性定下基调，解下了被强披的道德外衣。

　　如何看待人的问题是处理文章起源问题的另一支点。首先，刘勰肯定了人的重要地位——“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这两句是引用《礼记·礼运》中的话，见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原道》篇注11）。人能够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才”，充当“天地之心”的重要角色，不是被命定的，而是由其自身的属性决定的，用刘勰的话说，就是“性灵所钟”。关于“性灵所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性灵指人的智慧，牟世金、周振甫、詹■均持此解；另一种看法是性灵是天地之间的灵气，人是这种灵气钟聚的结果，郭晋稀、王叔岷、王更生、罗宗强持此看法。检视整部《文心雕龙》，“性灵”一词凡见五次，其余四次分别是：“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灵府”（《宗经》）；“性灵熔匠，文章奥府”（《宗经》）；“综述性灵，敷写器象”（《情采》）；“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序志》）。这四个“性灵”的释义或有差别，但它们都是归属于人的，是人的精神实体。由此可做出推断，“性灵所钟”当以前一种看法更为准确。究其实，这两种看法都肯定了人的特殊性。总之，在刘勰看来，人是有性灵的，是“有心之器”。

　　人与自然之间应该使用何种方式建立起什么样的关系，这是解决文之起源问题的关键问题。“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刘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维逻辑。他认为人拥有语言能力，文章因此而彰明，这是自然而然的道理。这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人与语言之间，语言与文章之间是如何发生关联的？

　　上文已经指出，“参”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式。我们已经分析了“参”在意义内涵上具有动性特征。刘勰在《原道》的开篇就把“文之为德”提高到与天地并生的高度，并在列举天文、地文和动植之文后提出反问——“有心之器，其无文欤”之后便以大段的篇幅论述人文的发展概况。我们将沿着他的思路来考索“参”在“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过程中的作用。

　　在语言出现之前，探赜神明之幽微的方式是立象（“幽赞神明，易象惟先”），而孔子以《文言》解释《易》，体现出“文”的价值——“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范文澜注引《周易正义》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12}孔子“独制《文言》”，用以阐明乾坤两卦，这本身就是“参”的结果。在文字出现以后，人文的进步更加卓著。表意是文字作为一种符号体系所具有的最主要功能。“意”的内涵十分丰富。

　　自鸟迹代绳，文字始炳，炎■遗事，纪在《三坟》，而年世渺邈，声采靡追。唐虞文章，则焕乎始盛。元首载歌，既发吟咏之志；益稷陈谟，亦垂敷奏之风。夏后氏兴，业峻鸿绩，九序惟歌，勋德弥缛。逮及商周，文胜其质，《雅》《颂》所被，英华曰新。文王患忧，繇辞炳曜，符采复隐，精义坚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诗缉颂，斧藻群言。至若夫子继圣，独秀前哲，熔钧六经，必金声而玉振；雕琢性情，组织辞令，木铎启而千里应，席珍流而万世响，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

　　——《文心雕龙·原道》

　　举凡记录史事、表达见解、抒发情感、赞颂功德、阐发精义等等无不囊括于其中。意从何处来？按照胡塞尔的“意向性”的观点，人的意识具有导向性，总是对某物的意识，是主体意识投射到对象上所形成的心理状态。这一意识投射的过程，就是性灵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参”的过程。于此可知，在作为“道之文”之一的人文方面，时刻伴随着人以其主体意识主动参识的活动。人并不仅仅是参拟、仿效自然天地，而是因其性灵自觉地参与到“道之文”的建构中。其参与建构的方式——辞，也被刘勰当成“天地之心”，足见他对人文独特价值的尊重。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我们以“参”这一带有强烈的人的主体性行为的概念为核心来解读刘勰的“文道”观是否意味着我们以西方主客二元式的思维方式来对待此问题了呢？不是的。关于这一点，夏静在《关于〈文心雕龙·原道〉的“惟人参之”》一文中作了详尽的分析。“体认‘惟人参之’，中国传统学术‘主客交融’的特质，无疑是我们理解此一问题的不二进路。”{13}主客交融这一命题也是在主客二元论的语境中产生的，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人与世界万物的感应沟通是原发性的，不受主体或客体观念的影响。人作为天地间的独特存在（“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其意识之发生是不可泯灭的，而其作用的方式则既有“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式因物及情的顺势感发，又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式因情及物的逆态参入。且“情感是美的觉知（性灵的一种表现，笔者注）中最根本的因素，人唯有以情感与万物‘交会感通’，才能逐渐感悟自然”{14}。这两种方式都不是自我中心主义的，都是发生在传统的天人相通的经济学论文思维模式中的。

　　{1} 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页。

　　{2} 罗宗强：《释“惟人参之”》，《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3}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313页。

　　{4} 庞朴：《“天参”试解》，《文史哲》2001年第6期。

　　{5}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页。

　　{6} 詹：《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7} （清）张玉书：《康熙字典》，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73页。

　　{8} 罗宗强：《释“惟人参之”》，《国学研究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页。

　　{9}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9页。

　　{10}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9页。

　　{11}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59页。

　　{12} （魏）王弼注，（唐）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13} 夏静：《关于〈文心雕龙·原道〉的“惟人参之”》，《文学评论》2009年第3期。

　　{14} 龚鹏程：《文学批评的视野》，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