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团圆》：自叙传与小悲剧(2)

　　小说中的邵之雍显然是以张爱玲的现实生活中的恋人胡兰成为原型的，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滥情主义者，一个为汪精卫伪政权服务的文化官员，一个没有道德感和民族自尊的男人，一个泛爱的享乐主义者，一个把处处留情当作人生乐事的男人。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能说他对九莉没有爱情，但他的爱情是泛滥的，多妻主义的，既具有现代人那种欲望至上的思想理念，又保留着某些封建文人的玩世不恭的犬儒习气，在认识九莉之前就和女作家文青有过性关系，通过文青认识九莉之后，他撇开家室，开始追求九莉，但他可以在爱九莉的同时，又在远处和护士小康谈恋爱，抗战结束后因汉奸的恶名无法公开露面，借住在日本军官家里，又与日本军官妻子发生关系，躲在乡下，却又和房东女主人享鱼水之欢，并且对这些情事他都毫无隐晦地告诉了九莉。九莉如同一个被爱情刺穿了双眼的盲人，无限度地、毫不保留地爱着这个道德低下的男人。当然九莉对邵之雍的感情也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在他们结识之初，九莉是一个已经成名却过着单调乏味生活的女孩，寂寞孤独中渴望爱情的来临，邵之雍的到来给九莉的生活带来了生机，邵之雍从对她文学才华的欣赏到对她的爱恋，颇有心计和心机，他喜欢玩一些欲擒故纵的游戏，他可以为九莉离婚，但并不意味着他不再爱别的女人，更不表示他不与其他女人发生肉体关系。他在一定程度上把她当作了精神的恋人和倾诉的对象，对于一个被踢出主流社会的“汉奸”文人，许多正直的文化人对他敬而远之，而毫无政治意识的张爱玲对其政治倾向以默认、宽容的态度，使他如获知音之遇，自由被剥夺所带来的郁闷与焦虑远胜于其他的需要，所以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邵之雍被迫躲藏在人生地疏的乡下，一边给九莉写柔情蜜意的长信，叙述自己的精神上的苦闷，一边又和借居的女主人同居，其道德与自由、情与性的分离、分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人格分裂的一种表征。虽然在张爱玲笔下的人物，无论是父母，姑姑，远亲近邻，还是邵之雍，她确有某种广泛的同情心，不使他们给读者以恶毒的坏印象，但这种忍耐和包容却是以压低自己的姿态为代价的，只要我们看一看她对母亲那种远而敬之的态度，听听她对三姑半遮半掩的话语，还有对邵之雍无限度的容忍和宽恕的态度，我们会发现，张爱玲不仅仅是她笔下的盛九莉是压抑的，卑微的，忍气吞声的，就连她本人在生活中也同样如此，只是在外界不了解的读者看来，她才显得高傲而冷漠。也可以说，张爱玲用她对外界的高傲与冷漠，掩饰了她在家庭生活及情感生活中无可奈何、卑微软弱的一面，对于那些熟悉张爱玲其他小说文本的读者，《小团圆》无疑具有某种对张爱玲现实形象的颠覆和反讽意味，《小团圆》中的盛九莉（或在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更多的与《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女儿长安、《茉莉香片》里言丹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孟烟鹂等有精神上的相似之处，那种在强势男人或女人支配下逆来顺受、忍气吞声的形象，与《小团圆》中的盛九莉、现实生活中的张爱玲有某种家族相似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第九章，突兀地用单独的一章写九莉去探望邵之雍途中，在乡下看了一出年戏，戏写一个古代书生先私订终身，后移情别恋，书生兼容并包，妻妾们和平共处，歌舞升平大团圆的故事，这个章节明显具有提纲挈领的隐喻的涵义。现实中邵之雍就如同这出戏中的男主角，总在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妻妾成群、皆大欢喜的方式构筑自己的人间乐园，想象着自己平均地爱每一个女人，女人都死心塌地只爱他一个人，但这种陈腐的大团圆式的俗套，在现代社会显得滑稽可笑，显露出男性的自私、自恋和猥琐的一面，张爱玲把整个小说命名为《小团圆》正是对这种男性幻想的反讽和颠覆。盛九莉没有看完这出戏就提前离场，暗示着她已经开始觉悟到邵之雍的自私和可笑，不再以容忍的态度对待他的滥情，为以后离开邵之雍埋下了伏笔。

　　《小团圆》虽然讲述的是一个悲剧故事，但由于过

　　度依赖于张爱玲的现实生活素材，小说人物与发生故事的时代之间显得隔膜而疏离，小说中的历史背景虽然存在，但作者只是把它当作了布景式的装饰，并没有深入地展开，小说主人公个人的生活变迁虽然与当时的现状有关，但作者似乎故意隐去了必要的现实场景，现实在小说中显得模糊而暧昧，没有显示出其小说应有的历史深度，由于小说的重点在那些家事和情事上，反而忽略或省略了历史氛围的渲染，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被提及，却未作深刻的描绘。也许是因为自传成分过多、张爱玲又漠视政治环境的缘故，九莉似乎生活于时代之外，对于邵之雍这样背景复杂的人物，作者也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他，描写他，未能对他的人格中卑劣的一面做更多的描绘，更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透视他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在抗战这种大是大非的时代，没有对他充当汉奸的心态做深入的剖析，只是一味地描写邵之雍在情感生活中的表现，这种描写显然与张爱玲自身的经历相关，作者虽然用手术刀来解剖了自己在爱情之中卑微的一面，但未能对邵之雍人格及道德上的无耻做适度的批判，使得小说中的九莉的个人感情悲剧颇有自作自受的味道，而邵之雍的到处拈花惹草似乎是他风流才子的天性使然，而不是一个没有民族气节人格分裂的男人典型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小团圆》不是一部能准确反映一个时代的大喜大悲的作品，而是一个作家个人生活的一种自叙传。我们感叹小说中的家世的凋零，主人公情感的衰变，但我们没有体验到大的悲恸和大的喜悦，因为作为一种以个人情感经历为旨归的小叙事，它本身无法承担那些家仇国恨的重大主题，它只是一个女作家家族溃散、情场失意之后了悟人性的小悲剧，或者一出政治错误的男人情场得意“小团圆”的滑稽戏，这出戏与张爱玲的身世有关，但与当时的时代精神关系不大，我们不能因为它被众多的“张迷”们拥趸就无端地抬高它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小说阅读中体悟到思想艺术的深刻与圆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