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扫毒》反思香港警匪片中的澳门情结

　　[摘要]城市景观及文化历史形成了电影时空关系，同时电影也塑造了城市形象和再现。长久以来，澳门之于香港的城市联系深深影响着香港电影对于自身的城市定位和文化探讨。同时，澳门作为20世纪80年代港产片中赌博、色情和黑社会描写的主要地点，实则是香港电影审视自己城市身份的一面镜子。

　　[关键词]香港电影；城市形象；澳门情意结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现代动作片让香港电影在传统中国功夫和武侠思想之外加入了枪战等元素，增强了与现代社会的联系。这也使得警匪片成为香港电影在繁荣时期（1979—1993）的一个标杆，对二十年后现今香港复合商业类型片的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在警匪片的拍摄过程中，澳门成为除了香港本土外对港产片最有影响力的城市。而香港和澳门两个城市之间的城市相似性和文化互文性仍在当下热映的香港电影作品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喋血于澳门

　　赶在年尾上映的《扫毒》虽为香港警匪片2013年在《毒战》后又一“涉毒”力作，但此次故事的重点不再侧重于警与匪的骁战。取而代之，导演陈木胜着力刻画的是警员之间的“兄弟情”，其中“义薄云天”的情怀从院线宣传海报之标题“生死不由人，兄弟在心中”可见一斑。

　　马昊天（刘青云饰）、张子伟（张家辉饰）和苏建秋（古天乐饰）从小一起长大并共同效力于警队扫毒科。常年在毒贩身边卧底的苏建秋心生退意，却因马昊天和张子伟的劝阻而迟迟未离开警队，但三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分歧自此埋下。在影片后续的泰国之行中，三兄弟想要通过捉拿八面佛（卢海鹏饰）而建功立业，却不料这大好机会最后变成自己的英雄冢。

　　结尾处三兄弟的血战，既表现了《喋血双雄》和《英雄本色》中英雄末路的孤傲豪气，又渲染出《濠江风云》和《放·逐》中黑帮仇杀的宿命悲情。弹尽粮绝之时，马昊天瘸了一条腿，张子伟斩了一只手，苏建秋满嘴的牙被磕碎大半。如此落魄不堪的三人却仍燃情于澳门赌城的这一场轰轰烈烈中，可以说决斗是以毫不做作的方式进行的。

　　庙宇般鲜与红的色彩在画面上的映像也给观众一种“步入者必将会在此殉道”的感觉。在暗红的灯光下，你眼看我眼，谁留下来，谁豁出去，一念之间即是生死决定。毒枭八面佛的法事实则是场请君入瓮的“鸿门宴”，而三兄弟并非不知此行之险阻。在澳门红伶场所的迷宫中，面对毒枭强大的势力，三兄弟如同蝼蚁般渺小，而他们的扫毒行动则演变成一种带有宗教性的牺牲，神圣却又残酷。这一刻，命运看似是由主角三人所掌握却绑系在毒枭的手里。毒枭对他们的种种威逼利诱是考验着他们口中称道的“兄弟情”。以至，贪生怕死的一丝念头都会造成主角的“人间失格”。但在警匪片的父权逻辑中，“人间失格”意味着对兄弟的出卖和对人格的丧失。

　　值得注意的是，陈木胜作为个性化时期的香港动作片导演，在他的一系列电影中，他以时空转换和火爆异常的场面调度为特色。除了《扫毒》紧张激烈的四场战役外，陈木胜的特色亦可见于他早前的作品。例如，《冲锋队之怒火街头》中出现的街头炸水桶的场面，《双雄》中青马大桥的逃亡场景和封闭柜外的生死对决等。同时，陈木胜又以多条线索同时推进复杂剧情结构为长，营造了悬疑紧张的戏剧效果，如《三岔口》里污点证人的死亡和黑帮老大的仇杀。而此次悬疑在《扫毒》中体现为张子伟（张家辉饰）的死亡和“重生”。这既铺垫了“最后战役”的背景又成就了影片中极具英雄情结的艺术表现。

　　二、澳门情结和身份象征

　　澳门这座城，在《扫毒》中是毒枭摆下鸿门宴的地方，是三兄弟必入不可的“刀山火海”，却又在片中片外都承托着港产片的“澳门情谊结”①。

　　谈到从澳门获取创作灵感的香港导演，就不得不提到杜琪峰。由杜琪峰导演或监制的多部警匪片都是在澳门取景创作的，影片中又多有政治隐喻以表达香港和澳门作为城市在20世纪末主权交接中经历的身份迷失。例如，《再见阿郎》和《放·逐》都是以澳门为背景的故事。影片中的澳门是只能给“过客”提供暂时停歇的空间，显示了澳门和香港作为城市的一个共同点，即：在回归前后的彷徨和不安，前途不明和忧虑不散的政治焦虑。陈木胜作为杜琪峰的学生也继承了师傅的“情意结”，并更俱批判性地引用澳门来探讨香港作为城市的一些特性。

　　首先，《扫毒》中“喋血于澳门”式的结尾凸显了城市作为电影的母体养育着区域电影发展这一事实。观众会从一格格电影胶片上看到自己熟悉却也陌生的街道，正因城市景观的再现在电影中亦给予了观众新的感受，从而使他们反思自己在生活中的现实体验。澳门，既在政治身份上和香港有着相似性，又是让大部分香港导演和香港观众都熟悉的地方。这些原因都促使它成为和香港最有“互文性”的城市。以至于当《扫毒》在画外音提到“八面佛要去澳门为死去的儿子做法事”时，熟悉香港电影的观众已能猜到三兄弟的澳门之行将会是场“恶战”。

　　其次，电影《扫毒》揭露了香港人自身因城市定位所面临的疑惑和尴尬，在片中具体体现为香港警方在境外扫毒时的身份迷失。在最初的泰国之行中，香港警方在泰国和外国警力的施压下只能提供线索而不能领导行动。这意味着即便香港警方担当着最危险的职位（苏建秋在行动中为卧底）却受到最少的保护。若行动成功，功劳皆会是外国警方的；若失败，成仁者一定为“港队”。不可否认，陈木胜有意无意地表露出香港作为特別行政区的尴尬身份：一方面，香港是警力先进、警察素质优良的城市；另一方面，香港却在国际认同中始终只代表着一个城市。

　　不断被思考、检视和重审的城市定位在港产片中是一个隐晦却至关重要的文化体现。“城市”的定义也因香港回归以来所经历着的不同而转变着，无论是香港人还是来港的内地人抑或外国劳工，但凡居住于此的人都在改变着这个城市的自我价值。澳门作为和香港最毗邻的城市之一，有着相似的被殖民历史和回归后的矛盾现状，因此成为香港导演借以抒怀之情意结所在。

　　此外，香港电影在逢迎跨本土运作和坚守本土性上也存在有许多矛盾。曾经因多元化和多产性而广销海外的香港电影在回归后面临着中国内地电影的迅猛发展和自身电影市场运作方式的转型而处在一个愈来愈“边缘化”的位置。港产片实则面临着与香港同样的一种身份迷失。近几年这个问题成为香港电影创新和拓展的关键，但也困扰着许多本地电影人。香港导演不断在思考诸如“什么是香港本土电影？”和“香港电影需要有多少比重的本土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