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的时间、记忆、身份与未来

　　[摘要]多数香港电影的母题，都潜藏着时间裹挟、记忆纠缠和身份的烙印。97回归前香港对内地的陌生，英国政府统治下的民主萌芽，迫使香港人在1997年前后对自己的身份一再追问。回归后小岛的内耗，停滞的社会发展让香港电影放眼当下，以日常生活的镜头寻找拯救与逍遥。本文尝试通过研究香港电影的时间、记忆、身份和梳理表现日常生活的香港电影，指出其追寻逍遥的未来意图。

　　[关键词]时间；记忆；身份；未来

　　一、绪论：时间背后的空间借条

　　港岛150年沧海桑田，新界、九龙99年的租约，帝国的阴霾，游子的身份，未知的将来，成为港人心中难解的时空“大限”。①20世纪90年代伊始，“时间”纠结于港人最日常的娱乐形式——电影；97回归，港人直面的不仅是时间的“大限”——归属一个体制就是归属一种生活方式，除政治回归外，对普罗市民来说，狭路相逢的更是“空间”问题：究竟是留守香港，还是远走他乡？抽象的时间问题，紧迫为空间（肉身）停留问题。这张空间的借条随时间推移，燃及每个港人的自身，非此即彼的“空间”的选择，裹挟着每个香港人的日常生活。

　　二、回家的陌生：时间·记忆·身份间的纠缠

　　1967年香港本地发生暴动，②惊动了港英政府，也改变了过客们的心思。“67暴动”后，港英政府开始建设香港，从基建、医疗到教育，港督戴麟趾、麦里浩和尤德等人大刀阔斧，屡施善政。治下的香港，相对“文化大革命”的内地来说，不啻天堂。生活改善催生了归属感，香港的本土意识开始萌芽。

　　80年代后期，港英政府开始在香港逐步推行民主选举，加快了香港本土的民主进程。民主与专政的制度对比，更加拉远了两地制度上的距离。90年代郑裕玲主演的电影《表姐，你好O野！》，讲述两个内地的公安到香港办案所遭遇到两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和处事方式的不同。表姐的蛮横、封闭、好奇和“左倾”与电影里香港警察开明、淡定和民主相较，表明港人眼中两地在政治文化上巨大的差异。

　　在97回归前的一个月，大量港人聚集在湾仔维多利亚公园，排长队申请英国海外属民护照（BNO）的一幕，显现了港人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他们纷纷以行动，投下对中央任命下的香港特区政府的不信任票。几乎同一时间，陈果的“香港三部曲”之一《去年烟花特别多》，讲述一群在英国1997年撤走前夜被撇下的华籍英兵：他们生计零落，颠沛流离，不为社会接受，遭到自己人怀疑。这部电影的台词“我们不是完整的中国人，更加不是英国人”隐喻了将要回归的港人命运：被养母抛弃、放弃，回到生母的怀抱，又由于文化和制度差异，一时难于融合，因而不被待见。既可见其中的屈辱和不甘，又可见无奈与接受。

　　回归15周年，昔日英国的影子并没有完全在港人的视野里消失，外国势力并没有完全消失。最近个别港人在上水举起英国国旗，并打出“中国人滚回中国”的标语，虽是对最近“蝗虫”事件个别的偏激回响，不过如结合近年香港反蝗虫，对“我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度创新低等事件，③也可窥见中港之间一时的矛盾。

　　故此，一旦香港经济状况下滑，施政不得人心。面对一个并不满意的政府，和97回归后“上上落落”的15年的生活，社会便容易出现分化。最近两三年，这种撕裂式的分化和对立情绪开始在港人的思维世界游走，逼仄的空间回荡着“我是谁”“我过去是谁”“我将来又会是谁”的声音，迫使他们寻找出路。

　　香港电影以警匪片闻名于世，杜琪峰在2006年拍摄的《黑社会》，英文译名Election（选举），这名大导演毫不掩饰其映射香港政治的野心，“人家选办事人，比我们香港选特首还要早一百年”，黑帮奉行“盗亦有道”的能者居之的宗旨，而且一人只能做两年话事人，绝不连任。故事以黑社会的龙头大哥选举来讽刺香港迟迟没有落实的“双普选”。显然，电影里面外在势力的影响，深层次说明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不由自主的命运。再且，当她与母体的制度、价值观发生碰撞，又会不期然不断回溯过去的殖民时代，可是所有记忆的美好、不忿和挣扎，仍是徒然。

　　三、现状的无力：日常生活电影的拯救与逍遥

　　文化研究学者罗永生说：“毫无疑问，过去20多年以来，香港深受九七问题的左右，这个问题既是政治性，也是文化性的。”④

　　法国哲学雅克·朗西埃在他提出这样的电影艺术论：“艺术的政治看点，因此就在这里：艺术家不是通过艺术搞政治，来间接影响政治，而是搞艺术时就在搞着政治，搞成政治专场，让观众更容易加入政治的。艺术家提供艺术的配方，观众从中得到一种思想的配方，从而去思考和实验政治的配方。艺术家的模仿（mimesis），改变了共同体的感性——审美（aisthesis），从而改变了人民的创造方式（poiesis）。审美革命先于政治革命。革命发生于影像之内。”⑤

　　因此，作为时代纪录的电影，弥漫着挥之不去的97阴霾——时间、记忆、身份与未来，渗透在时空深处，成为所有港人的梦魇。因为，无论蕞尔小岛的制度、经济、文化取得怎样的成就，始终没有话语权。故此，对政治历来冷感的香港市民开始关心回归，甚至焦虑起来，因为对一般市民来说，这是一件改变日常生活方式的大事。

　　综观香港电影，不少片子隐喻了港人对身份的迷惑和对政治的需求。《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1993）和《金枝玉叶》（1994）所隐喻介乎中英之间“香港人”身份错乱的迷惑，1997年的《香港制造》阴暗的屋村和坟场的“毛泽东语录”象征了香港迷茫的前途及对政治的焦虑，再到2002年的《无间道》三部曲，特别是第三部《终极无间》，内地公安的高层参与香港警方的行动，所显示对“中港合作式”的焦虑。尤其在杜琪峰的《以和为贵》里面代表内地政府的公安厅石厅长提出中港合作的前提是占米世世代代成为其傀儡，占米无力反抗而瘫倒在地一幕，就是这类电影最好的注脚——皆隐喻了港人对时局变化的态度。

　　对时局的无能为力，因而探讨政治与前景的电影愈趋减少，近年随之出现的是表现本土文化和身份的电影。既有本土色彩浓厚的《麦兜》《金鸡》《岁月神偷》，也有日常生活类的《志明与春娇》，还有最近的《低俗喜剧》和描写男女青年情色的《青春梦工厂》《喜爱夜浦》等。出于争取本身政治话语权，港人在回归十年多次“冲决罗网”，屡战屡败，外爆失败后，于是选择了内缩。电影题材于是回归本土，关注小市民的日常生活，要么向那些过去美好的人事致敬，要么关注当下，代替小市民来发梦。

　　例如，吴君如的《金鸡》，模仿《阿甘正传》，以一个日常生活下平凡人的生活轨迹浓缩了香港在过去的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描写一种小市民的乐观精神，以敬业的态度来面对每一天。刘德华那句台词：“今时今日这样的服务态度是不行的啦！”道出了香港人在逆境里面自强不息的安慰与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