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化之爱

　　【摘 要】《儿子与情人》通过一个家庭的故事真实再现了当时工业文明中，英国社会各方面的冲突与异化。本文从《儿子与情人》中母子的畸爱之痛、保罗灵与肉的抉择两方面剖析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挖掘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失落，并从中分析在自然文明与现代文明撞击中，劳伦斯的灵肉观。

　　【关键词】异化；母子畸恋；灵；肉；文明

　　“异化即人的物质、精神活动本身及其产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变成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转而反对、支配和统治人自身，以至于人性被极端地抑制和扭曲。”[1]这是陈志尚在《人学原理》中对异化概念的阐释。“生命本身这一创造性的神秘，过去永远存在，今后也永远存在。”劳伦斯在“二元（The Two Principles）”一文中赞叹道。可见劳伦斯心中万能的神不是上帝，而是生命，是蓬勃的生命力。因此劳伦斯一生都在呼唤血肉，呼唤生命的本能，用以对抗人类文明发展中人性的异化，用以谴责现代文明脱离自然、拒绝本我的“文明病”。

　　《儿子与情人》以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背景，以煤矿工人莫莱尔一家的生活为中心，以青年保罗的成长过程为主线构建了整部小说。在小说中，人被一步步推向异化，母子关系的畸变、两性关系的无法协调、精神之爱、肉体之爱等各方面冲突不断，侵扰着主人公保罗的内心，也同时体现了劳伦斯自身面对文明急剧发展中人类扭曲的现状，对这脱离自然的“文明病”的困惑、无能为力以及谴责。

　　一、恋母情结：伦理关系的异化

　　《儿子与情人》中异化的母子之爱是导向保罗爱情悲剧的重要原因，也是致其家庭悲剧的一大要素。而这违背伦常的情结并不是无中生有，社会因素、家庭环境乃至个人性格都为其埋下了苦根。这份异化的爱也逐渐异化它所及之人。

　　19世纪，英国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各种机器的出现将英国带入一个资本主义大生产时期。作为矿工家庭，莫莱尔一家无疑也是这个时代的产物。此时下层社会的工人处于极恶劣的生存环境——终日在潮湿黑暗的矿下劳作，工资不增反降，生活压力无疑加剧了家庭矛盾，也加速了莫莱尔夫妇的情感破裂。此外，文化水平不高的英俊矿工莫莱尔与知识女性格特鲁德这种在舞会上一见钟情式的婚姻本一开始就像浮光掠影，摇摇欲坠。随着孩子的出生，家庭生活更为拮据，夫妻感情的裂隙日趋严重。

　　莫莱尔生性浮躁，工作压力的增强更令其暴戾，而莫莱尔夫人骨子里始终有中产阶级女性的骄傲和对浪漫、优雅的追求，以及较为强势的支配欲。夫妻冲突不断，对丈夫，对婚姻的极度失望以及家庭经济的压力使莫莱尔夫人把情感、精神全部寄托在儿子身上。威廉死后，保罗几乎成了母亲生命的支柱。“潜意识中对爱情的渴慕，使得格特鲁德希望让孩子来代替丈夫的位置，以获得本能中对饥渴的异性爱的变相满足，来补偿丈夫身上失去的感情欲求。” [2]这种精神依赖逐渐衍生出一种畸形的恋子情结。

　　保罗天性敏感多愁，他在婴儿时期就对母亲表现出超乎常人的亲近，他自幼就生活在父亲酗酒争吵而母亲关怀柔情之下，也亲眼目睹了母亲的痛苦，更使他依赖母亲而憎恨父亲，屡次恨不得父亲死掉，潜意识中将母亲当做一个既可以依赖有需要呵护的女人，随着年龄增长，逐渐产生对母亲的超乎正常的责任和志向。保罗把母亲作为自己生命中永远不能脱离的轴心，而母亲在保罗身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活。他喜欢和母亲一起睡，享受“那份温暖、那份心灵的依赖和安宁，以及那种肌肤相亲所引起的令人舒服的感觉”每次摘黑莓的时候保罗会带一支最美的花给母亲，而母亲则用一种“少女接受定情信物似的语调说：‘真漂亮！’”“母子俩走到车站街上，有一种情人们一起冒险的激动。”

　　尽管母子之间更多的只是精神上的爱恋，但这病态的母子关系注定要给保罗的爱情蒙上阴影，给他的爱情与婚姻造成阻碍。莫莱尔夫人试图控制保罗的一切情感，米丽安的出现给她一种儿子要被人夺走的危机感。独占儿子心灵的欲望使她无法容忍米丽安的插入，她曾嫉妒而恐慌地说：“她不会给我任何机会，一丁点机会也不会给……再说我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丈夫。”一番话使保罗刹那间对米丽安恨之入骨。保罗正是在母亲畸形的爱下，丧失了正常爱情的能力，他自己也曾惶惑过：“妈，我想我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因此爱不起来。”他的人格发展受到阻滞，精神上对母亲的固恋使其爱情走向异化。

　　二、灵肉冲突：两性关系的异化

　　工业时代抛弃“蛮荒”走向更高道德的文明，却在追求理想文明的同时拒绝自然之美，使得灵与肉的冲突在这场持久的“文明病”中愈发激烈。当灵与肉的失衡达到一个极端，就导致了人及情感的扭曲异化。

　　保罗的爱情就是一场灵与肉——精神之爱与肉体之爱的冲突。许多评论把保罗的爱情悲剧全部归因于畸形的母子恋，这便过于简单化了保罗的性格以及劳伦斯赋予整部小说的复杂意义。他的爱情悲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造成的，很大程度上也要追根于他与爱情对象的灵肉冲突、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