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儒商文化的价值内涵及特性分析
中原地带，位置优越，商业繁盛，历史悠久，其厚重的儒商文化是当前中原经济发展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资源，独具儒性思想和商业文化的双重优势。一般来讲，中原儒商是指长期在以河南为主体的中原地域生活和成长过，有着较为强烈的从商治商意识和独特的商业经营管理方式，并兼具崇高的儒性文化和道德品性。其中的“儒”应指在传统儒家文化及思想指导下的一种儒家德性行为，“商”应指儒性经济思想指导下的商业经营行为及管理方法，在这极其浓郁的中原儒商文化中，有着十分丰厚的价值内涵和明显的商业特性，其当代价值和现实启示意义亦很重要。
重人本、施仁爱的从商理念
儒家文化是中原儒商文化客观存在的思想价值基础。儒家文化一直倡导和推崇“人本主义”和“仁者爱人”的思想观点，在孔子、后世弟子及大儒的主张里，“人本”与“仁爱”是儒家思想文化的灵魂与核心，也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论语·颜渊》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离娄下》曰：“仁者爱人”，《论语·学而》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梁惠王上》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论语·泰伯》曰：“君子笃于亲，而民兴于仁”。“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的传统价值根源，儒家把“人”定位在宇宙和人类世界的中心地位，这也是中原儒商对“人本”管理哲学的的充分肯定，这对现代企业管理都有积极的启示意义。而“仁爱”思想是由“人本”思想繁衍申发出来的行为原则，要仁民爱物，关注民生，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能更好的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践行“人本” 思想的生产行为和社会责任。孟子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也从理论上肯定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价值作用。《荀子·王制》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是站在宇宙观的角度，认识到“人”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要求，人之所以贵于万物，就是缘于人不但能认知，而且还具有特殊的情感及道德价值，这也是对“人本”思想的价值肯定。
中原儒商文化产生于先秦时代，以后延续两千多年，逐渐成长、成熟、定型，这是中原儒商在实际经商和历史体验中创造出来的文化形态。他们根据儒家的“天地之中，人为贵”的价值思想，在长期经营和管理中，实践推行“人本”的经营理念及管理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个人价值及社会价值。如儒商典范子贡，他是孔子众多弟子中比较得意的门生，有杰出的政治才能和超人的经商智慧，他用从商积蓄的巨大财富，为孔子及众弟子周游列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持，为儒家思想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史记·货值列传》曰：“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 。他原本商人，后来投于孔子门下继续经商，他尊奉孔子的“仁学”思想，他秉承儒家“博施济众”的“仁爱”道德伦理标准，结合经济规律和从商技巧，触动了中原早期儒商群体的萌生。《论语·雍也》中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扰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子贡明白地接收了老师的谆谆教诲，从“人本”的角度认识到，一切为他人考虑、奉献，推己及人，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大爱”精神。《论语·雍也》曰：“子贡曰：‘贫而无馅，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曰：“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可以看出，子贡的确是个亦儒亦商的早期典型代表，不愧为“儒商鼻祖”的称号。
可以看出，中原儒商在从商治生的同时，从不以一己之利而危害社会，相反他们总是秉承仁爱为先，用自己卓越的商业智慧和才华来回报国家、服务社会。古代中原儒商就是严格遵循孔子“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可谓仁矣”的教诲，在其高尚的道德文化意识的指引下，他们把商业活动看成是实施儒家道德文化的最佳工具、手段或路径。他们大多善于贡献社会，比较热衷于赈济灾民、捐资办学、修桥筑路等社会和国家的公益性教育事业或慈善事业。比如在当代新儒商中，有亦商亦儒、忠贞爱国的商人马万祺，还有寿考百岁、慈善人生的商人邵逸夫，这些都是典型的代表和例子。他们时常在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之后，大多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民奉献自己所有的力量，极力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明义利、济众生的治商之本
儒家文化注重“以义生利”、“义利兼顾”的思想主张是市场经济必备的本质要求，这是道德经济的集中体现。《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述而》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宪问》曰：“见利思义，见危授命。”《论语·子罕》曰：“子罕言利”。中原儒商以传承儒家思想文化为己任，尤其强调重义轻利、以义取利的经商之道，主张商人从事一切商业活动，总是“义”字当头，“义”始终是第一位的，把商业利益的最大化和立足点放在“利他”上，从考虑人民大众的最终利益出发，以达到济众生之目的。《荀子·荣辱》曰：“先义而后利则荣，先利而后义则辱” 。他们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上，不是先从自身利益来考虑，他们极力反对唯利是图，不发不义之财，不做不义之事，蔑视那些重利轻义、见利忘义的世俗小人。中原儒商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上来看，所有的经济行为是真正的君子为人处世之道，《论语·里仁》曰：“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中原儒商不但处处讲仁义，守信用，对待那些损人利己的奸商是极力反对的，这种重仁重义的行为，推而广之，对发展社会经济、构建和谐社会是十分有益的。《论语·颜渊》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曰：“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就是强调“义”能成人之美，“利”为害人之基，此种富而好德的商德境界，是儒家道德价值和经济伦理价值的契合和统一，是中原儒商文化精髓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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