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前西方音乐家的宗教情怀(2)

　　（二）发展演变

　　作为宗教音乐的西方音乐最初呈现形式是以圣咏的姿态表现出来的，如罗马圣咏、安布罗斯圣咏等，不同地区的教会都有属于自己的圣咏，因为不同语系的缘故和记谱法、唱名法的不统一而各具特色。直到公元5世纪末期，罗马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着手打造格里高利圣咏，分门别类的圣咏形式才开始趋于统一。公元9世纪左右，随着加洛林王朝带来的政治、文化的统一，格里高利圣咏逐渐确定了其在教会中的统治地位，随后出现的统一的记谱法、唱名法、调式等为西方音乐的大力发展夯实了基础。

　　西方多声音乐的立体思维模式同样也离不开格里高利圣咏的贡献。从格里高利素歌开始，陆续出现了附加段、继续咏这样的变体形式，而奥尔加农的出现则标志着西方音乐从单音形式向复音织体发展的新动力，持续低音的与旋律声部构成四、五度的平稳进行为多声织体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以此为基础，在几百年的尝试和探索中，第斯康特、克劳苏拉、康都克特、经文歌等形式纷纷涌现，西方音乐的多声思维愈加清晰，更出现了大型套曲结构的弥撒。这一系列的形式演变无不渗透着教会音乐发展的痕迹，宗教音乐赋予西方音乐早期的发展不容忽视。从此意义上考量，宗教属性成为西方音乐的原初宿命，虽然其不能贯穿整个西方音乐的历史，也不能成为西方音乐家的宿命，但这种显性的宗教特征却在西方音乐和西方音乐家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无法割舍。

　　二、“悲情”的初始

　　音乐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艺术哲学。但凡伟大的音乐家都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洞察一切，为社会及社会上存在的个体进行命理的哲学思考，巴赫如此，贝多芬如此，瓦格纳、勃拉姆斯也是如此。单纯为音乐而音乐的音乐家至少不会成为历史的显要，西方音乐家之所以与宗教音乐难以割舍也正是基于对个体生命的人文关怀，而个体生命在西方宗教、哲学中都赋予了“原罪”色彩。“原罪”的初始恰是基督教的蓝本《圣经》中的主题，敢于担当的伟大音乐家在探求人类自我“救赎”的道路中不可回避地要回味亚当与夏娃偷食善恶树上的果实而引发的“原罪”，在品读“失乐园”的悲情中寻找人类的乐园，在音乐创作中难以回避“失乐”的宗教主题而使得即便是世俗音乐也增添了几份悲情的色彩。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为什么在哲学、政治、诗歌或者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人士都十分忧郁，具有一种沉闷的性情，有些人甚至因为过分激怒而患病，例如赫拉克勒斯。受到同样疾病侵袭的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和很多著名诗人。所有这些忧郁的人都具有不寻常的天赋。”①确实，在西方音乐史上那些音乐“贵族”如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等人的作品无一例外彰显着作曲家忧郁的气质，当他们牺牲掉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关怀，而把音乐作为艺术探索人类社会的“有序”与“无序”的根源时，精神世界的希冀与失落并存，在自我“救赎”的过程中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这不正是基督教的入世哲学吗？贝多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创作了伟大的第九交响乐，在最后乐章中他加入了《欢乐颂》主题，有人说这是贝多芬在为宗教唱赞歌，又有人说这是贝多芬在为自己的宿命做总结，其实远非那么简单。贝多芬从一生的浮世奢华回归到对社会和生命个体的关注，在生命的最后用宗教做了洗礼，难道不是音乐与宗教悲情的合二为一？莫扎特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创作了《安魂曲》，庄严肃穆的音乐格调是不是其人生的最终“合唱”？这种“原罪”与“救赎”的悲情练就了艺术家的忧郁气质，他们或许可以逃离宗教音乐的藩篱，却逃不掉宿命的安排。

　　亨德尔的清唱剧大多都与宗教有关，如《参孙》《扫罗》《所罗门》等，亨德尔没有把这些人写得多么伟大，而是以音乐白描的手法刻画这些圣者伟岸高大的另一面，即便是他们犯了凡人才能犯下的错误，但亨德尔还是给予了他们英雄般的热情洋溢的讴歌，这一对生命个体的“救赎”哲理同样也体现在其他音乐家的作品当中。莫扎特在其最后的一部歌剧《蒂托的仁慈》中，鲜明地体现了“救赎”这一主题，当蒂托赦免了所有阴谋参与者的刑罚时，仁慈取代了杀戮而成就了“救赎”的升华；巴赫的《约翰受难乐》《马太受难乐》，亨德尔的《弥赛亚》从不同角度描写了耶稣的复活，都是体现“救赎”的典范之作。“原罪”与“救赎”构成的二元对立本就是基督精神的真实写照，宗教的带有“原罪”的“人”在短暂的生命中不可能完成自我的“救赎”，但“救赎”为个体生命提供了无限的脱罪的希望。在世俗通向天国的阶梯上，人类背负的悲情、灾难最终得以圆满，但前者是过程，后者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结果，正是过程的悲情才成就了西方艺术的伟大，西方伟大音乐家身上所背负的悲情色彩充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成为永恒。

　　即便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也难脱离这份悲情，浪漫之所以称之为浪漫是因为他们在音乐语言上不再墨守成规，清新、细腻的音乐风格也不是对悲情的否定。我们完全可以听得出肖邦在其《夜曲》中体透出来的悲情气质，门德尔松在事业辉煌时期还不忘巴赫在宗教音乐方面做出的贡献，以至于使其《马太受难乐》光彩重现，为世人称道。这份悲情来源于何处？毫无疑问来自于《圣经》，来自于基督教。基督教的悲情精神赋予西方音乐家和西方音乐一种特殊的品质，并成为西方音乐发展的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