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联营合同纠纷案件中分析要件事实理论的运用

　　摘 要：通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抑或是英美法系国家，其诉讼体制下的裁判者都要面对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问题，只有在尽可能正确认识要件事实的基础上并籍以相应的法律规范，裁判者才能使得民事诉讼的目的——准确、妥当、迅速地解决民事纠纷得以实现。要件事实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分析案件脉络，承担举证责任和主张责任，并搭建诉讼的攻击防御体系。对此，笔者以联营合同纠纷为例试分析要件事实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运用。

　　关键词：要件事实；联系合同纠纷；违约行为

　　案情简介：某A公司为上海市某区一家企业，其于2007年11月26日与某B公司签订联营合同。双方主要约定：（1）B公司将公司经营地由原址迁至A公司处，双方共同组建新C公司，且公司经营范围、注册资本不变，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变更；（2）双方均以设备投入，正式的投入价格和双方持有的C公司的股份比例待2008年评估后确定；目前暂按A公司持有C公司70%的股份，B公司持有C公司30%的股份；经营期间的盈亏、收支也暂按上述比例分担；（3）B公司完成其在原址的搬离，A公司完成C公司在新址的迁入注册和安置；（4）结算后，A公司将至少确实履行三年合作，绝对不会提出或做出不合作及损害合作的行为和建议，否则以不低于200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B公司持有的C公司的股份是A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之一。

　　在履约过程中：（1）B公司的股东谢某、李某未依照联营合同的规定办理B公司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迁出的手续，仅仅于2008年3月完成了原址的税务迁移注销；并且没有通知A公司，亦未向A公司提供税务迁移注销的相关书面材料；（2）B公司于2008年10月03日形成董事会决议，并于2009年2月17日提交B公司注销清算报告，将B公司清算注销，且并未将该清算注销这一事实告知A公司；（3）双方未能合作组建C公司。

　　因此，谢某、李某向法院起诉，要求A公司赔偿损失人民币2，000万元。一审判决，驳回谢某、李某的所有诉讼请求。后上诉，二审法院判决，撤销原审法院一审判决，A公司支付谢某、李某人民币1600万元。

　　根据要件事实理论中要件事实的分析，笔者对上述案件有如下几点看法。

　　一、联营合同一方主体资格丧失，该联营合同不复存在。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本案系A公司与B公司之间的联营合同法律关系”，A、B公司即为联营主体。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解答》”）中第三点“关于联营合同的主体资格认定问题”提到“联营合同的主体应当是实行独立核算，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企业法人和事业法人。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合伙，以及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私营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与企业法人或者事业法人联营的，也可以成为联营合同的主体。”同时，原审法院认定“根据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合同，双方以B公司作为合作的基础。”二审法院明确，“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的事实正确，本院予以确认。”除此之外，根据双方签订的联营合同第9条的约定，为双方合作，B公司放弃了其已存在多年并且正常运作的工厂，同时提供了其公司作为合作的基础。

　　但是，谢某、李某却在未告知A公司的情况下，擅自将B公司注销，使得合同、原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均认定的联营合同基础——B公司不复存在。

　　二、B公司实际上存在违约行为。

　　（一）B公司股东谢某、李某自行清算注销B公司且未通知A公司。

　　公司清算注销登记以企业申请为前提，是企业主观、自愿的行为。法律并无强制性规定要求谢某、李某必须对B公司进行清算注销。由于B公司与A公司之间签订了联营合同，而根据《解答》的规定，联营合同的主体应为独立的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一旦合同一方主体不复存在，那么合同将无法履行，其目的亦无法实现。B公司与A公司于2007年11月26日签订联营合同，谢某、李某作为B公司的股东，必然知道双方的合作目的是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并且如果合同一方丧失主体资格，那么该合同亦无法履行。

　　谢某、李某在清算注销B公司之后，没有告知A公司B公司已被清算注销这一事实；更有甚者，以谢某、李某为负责人的清算组于2008年12月10日在新闻晨报报纸上刊登了B公司清算注销的公告，但是，谢某、李某却于2008年12月26日还在向A公司发律师函，要求A公司继续履行合同，还要追究A公司的违约责任。

　　（二）谢某、李某清算注销B公司的行为客观上导致双方联营合同无法继续履行。

　　谢某、李某在未提供原址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迁出手续书面材料的情况下，致使A公司无法为其办理相应的迁入手续。谢某、李某的这一行为本就可能使得双方的合同有无法履行的危险。更有甚者，谢某、李某进而将B公司予以清算注销，客观上使得双方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四）项的规定，A公司有权通知B公司解除合同。因此，A公司解除合同的行为是由于B公司未履行其先合同义务，致使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而并非A公司违约。

　　（三）B公司未按约将公司迁出，且税务注销并非工商注销。

　　根据A公司与B公司签订的联营合同第九项的规定，“乙方完成其公司在原址的搬离，甲方完成C公司在新址的迁入注册和安置”。这也就意味着B公司应当完成其在原址的迁出，以便A公司完成新公司在新址的迁入注册和安置。但是，B公司从始至终未将B公司从原址迁出，向A公司提交相关书面材料及文件，亦未能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其办理过原址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迁出手续。

　　B公司仅仅于2008年3月办理了税务迁移注销手续。税务注销和工商注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税务迁移注销只是工商注销其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仅仅办理税务迁移注销并不能证明其进行了工商注销手续，相反证明B公司并未完成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迁出手续。

　　（四）B公司应负有先履行合同义务。

　　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2005修订）》（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七条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公司要变更住所的，必须要申请变更登记；要申请变更登记，则申请的公司必须提交变更登记申请书、变更决议等相关书面材料。

　　但是，二审法院却在二审过程中对该《条例》断章取义，本末倒置，刻意忽略作为前置规定的第二十七条，仅仅片面地适用第二十九条，将本该由B公司承担的违约责任强加于A公司。